觀點投書：革命之後，民國何在？—國父誕辰160週年紀念

今年11月12日，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160週年。回顧其一生，從1894年創立興中會、1905年參與創立中國同盟會，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山先生長年奔走革命，屢經挫敗而未改其志。其革命精神與政治實踐，值得後人敬重。但當我們紀念國父之際，是否也應重新思考：中華民國的建立，究竟凝聚了多少人的理想、努力與犧牲？

革命之火苗，豈是出自中山先生一人之手？

陸皓東參與廣州起義，最終為革命犧牲。徐錫麟選擇武裝起事，在安慶起義失敗後遇害；秋瑾投身革命組織與活動，面對清廷追捕，最終在紹興就義。林覺民則在參與黃花崗起義前，寫下《與妻訣別書》，字裡行間既有對妻兒的不捨，也有對天下蒼生的關懷。這些人未能親眼看見中華民國成立，卻以各自的抉擇與犧牲，成為革命歷史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革命也不僅是烈士的故事。黃興長期投入革命組織與軍事行動，宋教仁致力於政黨組織與憲政制度的建立。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中的革命力量發動武昌起義，文學社、共進會等組織扮演重要角色，黎元洪隨後被推舉為湖北軍政府都督。中山先生當時並未身在武昌，但他此前對革命思想、組織與海外支援的貢獻，同樣不可忽略。辛亥革命的成功，既有革命者長年的努力，也受到大清帝國末年政治與社會變局的影響。

肯定中山先生的歷史地位，不代表所有革命功績都應歸於一人。國父受到尊崇，在於他持續倡導革命與建國理想；其他革命者的行動、犧牲及政治主張，也應獲得相應的歷史評價。紀念國父，不應讓共同參與革命的人們從歷史中消失。

推翻帝制與建立共和，終究是兩個不同的課題。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同年2月，清帝退位，大清帝國的統治正式結束。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繼任，但新國家的政治秩序並未因此穩固。1913年，主張政黨內閣政治的宋教仁遭到暗殺，隨後二次革命失敗；1915年，袁世凱決定實行帝制，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卻在各方反對下於翌年取消帝制。短短數年間，從共和建立到帝制復辟的企圖，足以說明新制度面臨的困境。

推翻帝制，可以凝聚不同政治力量的暫時共識；如何分配與約束新國家的權力，卻是更艱難的考驗。當掌權者能夠凌駕制度，共和便可能徒具其名。革命成功不等於憲政成熟，更不代表人民從此能夠有效監督政府。這是民初政治留下的教訓，也是任何共和國家都必須持續面對的問題。

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是理解其建國思想的重要依據。民族主義關注國家獨立與民族平等，民權主義涉及人民的政治權利，民生主義則著重土地、資本及人民生活。這些思想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革命經驗與政治環境逐步發展。1924年，中山先生透過系列演講闡述三民主義，距離辛亥革命已逾十年。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孫文到底是誰的國父？ ｜ 更多文章 ）

中山先生晚年曾明確將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相互聯繫，也在革命實踐中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合作。這些史實不必迴避，更不能任意刪去。但理解其思想，不能僅憑個別語句，便將不同時代的政治主張與制度實踐視為完全相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具體構想，仍須放回中山先生的思想發展與歷史背景中考察。

在制度構想方面，中山先生提出五權憲法、權能區分，以及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程序，試圖回答革命後如何建立國家秩序的問題。這些主張有其歷史意義，也留下值得檢討之處。尤其訓政如何過渡至憲政、政治權力如何受到有效約束，始終是制度實踐中的重要問題。尊重中山先生，不代表必須認定他的每項構想都已獲得歷史驗證。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實際統治範圍與政治環境發生重大改變。臺灣此後經歷長期戒嚴與威權統治，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1992年完成立法院全面改選，並於1996年首次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民主憲政才逐步發展至今日的樣貌。

臺灣的民主化，不能簡單視為三民主義的必然成果。不同世代的政治改革者、社會運動參與者，以及廣大人民的努力，共同推動了制度轉型。但若從民權主義所重視的人民政治權利觀察，今日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確實提供了重新理解共和理想的歷史經驗。

更值得思考的是，民主憲政不僅涉及人民如何選擇政府，也關係國家能否維持長期穩定。一個能夠監督權力、和平轉移政權的制度，有助於建立政治正當性與社會信任。當國家面臨外部威脅時，人民是否信任政府、是否願意共同承擔防衛責任，也會影響國家的韌性。軍事力量固然重要，但若缺乏制度約束與人民支持，國家安全終究難以只靠武力維繫。

民國之名，今日仍在臺灣；中山先生之思想、革命先烈之意志，又在何處？是在憲法所確立的國家制度，在人民得以行使的政治權利，還是在後人對共和理想的理解與實踐？中華民國的延續，既有國號與憲政制度的承繼，也有不同世代對國家與人民關係的重新理解。制度如何運作、權力如何受到約束，以及人民如何承擔權利與責任，才是共和理想在今日必須面對的考驗。

民族、民權與民生，在今日仍有現實意義。中華民國如何維護自身安全與政治自主？人民如何有效監督政府？國家發展的成果又如何改善人民生活？這些問題無法僅靠紀念儀式回答，也不能因為歷史人物受到尊崇，便認為其政治理想已經全部實現。

歷史人物的思想可以研究、討論與重新詮釋，卻不能脫離其所處時代與原有主張。無論海峽兩岸如何紀念中山先生，都不應只擷取符合當代政治立場的部分，便將其視為思想的全部。歷史不應成為任何一方任意取用的政治工具。真正的尊重，是承認歷史人物的貢獻，也正視他們的分歧與侷限。

民國之建立，非一人之功；共和之理想，亦非一人之志。

革命已成歷史，民國仍在臺灣。中山先生與革命先烈留給後世的，不只是值得追憶的功績，更有尚待實踐的國家理想。

紀念不是懷舊。懷舊是從過去尋求安慰，紀念則是以歷史反思當下。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孫文到底是誰的國父？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安全與戰略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