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傍晚，美國「戰爭部」（原國防部）低調地透過電子郵件向外界發布了《2026國防戰略》報告，這份非機密的24頁報告以「透過實力恢復和平，開啟美國新的黃金時代」為標題，是由國會授權每4年發布一次的文件。《戰略報告》明顯淡化了美國冷戰後鞏固單極優勢的想像，也迴避了以意識形態對抗為主軸的敘事框架，轉而以更冷靜、務實的語調，展現了一個以本土和西半球防禦為優先、在印太地區追求權力平衡、並對歐洲實施戰略卸載的守成願景。它承認力量與資源的現實約束，接受長期競爭的常態化，並試圖透過戰略收縮，為美國爭取一種風險可控、成本能承受的「體面和平」（ decent peace）。
《戰略報告》指出，美國在過去數十年中消耗了自身的軍事優勢，美國不能再追求持續的海外部署、規模龐大的國家重建項目、與本土安全關聯有限的地區幹預，以及在多條戰線同時維持高度承諾所帶來的財政與工業壓力。《戰略報告》迴避了「全球領導責任」（ responsible for global leadership）或「不可或缺國家」（ indespensable nation）等慣用的表述，轉而強調國防政策必須服務於「美國人民的具體安全與繁榮」。
《戰略報告》明確拒絕將美國仍是全球最重要的軍事力量之一，理解為無限責任的來源，並多次提及「優先順序」、「永續性」和「風險管理」等概念，顯示出一種以選擇取代擴張、以排序取代覆蓋的守成思維。
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 Pete Hegseth）將《戰略報告》的指導方針定義為「基於靈活務實的現實主義」，認為美國承擔國際義務必須有其物理邊界，國防部應當從那些無止境的戰爭和政權更迭的幻夢中抽身。《戰略報告》將「美國民眾的具體利益」列為國防戰略的正當性來源，從而將原本高懸的地緣博弈與國內中產階級的福利掛鉤。基於這種利益導向，《戰略報告》摒棄了以往面面俱到的泛安全觀，不再試圖在全球每一個領域都維持絕對優勢，而是將安全關切納入「最緊迫利益」、「關鍵區域」和「次要威脅」這樣的嚴格分級評估體系，從而體現從抽象價值承諾向可執行戰略選擇的轉化。
冷戰結束後，美國長期假定自身擁有近乎無限的資源與政治合法性，，可同時應對區域衝突、人道危機與制度輸出等多重任務。然而，索馬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以「反恐」為名的一系列幹預，花費近乎14兆美元的高昂代價，疊加國內政治極化與財政壓力，使「多戰區同時主導」的戰略假設難以為繼。《策略報告》因此將資源有限性視為前提條件，而非技術性障礙，並明確將「永續性」確立為威脅應對方案的核心衡量標準。
在這個框架下，只有那些直接威脅美國本土安全、核心製度，或危及關鍵地緣經濟通道與全球系統穩定的挑戰，才被認定為值得投入核心戰略資源的「最迫切利益」。而人道危機、價值推廣等在哈佛政府學院院長、曾任國防部助理部長約瑟夫·奈（ Joseph Nye）「軟實力」框架中佔據重要位置的議題，則被重新調整為需在不損害核心利益的前提下處理的「次要威脅」。這種調整反映了對傳統現實主義國家利益觀的回歸。
在這種嚴格的利益排序下，《戰略報告》確立了[戰爭部]的四大優先事項：保衛本土與西半球、在印太地區制衡中國、加強盟友責任分擔、激活國防工業基礎。這並非簡單的並列排序，而是由內向外、由防到穩的同心圓結構。
《戰略報告》將「保衛本土與西半球」列為首要任務。邊境危機、非法移民、跨國毒品網絡等非傳統威脅已從國內執法問題重新定義為[戰爭部]的核心作戰範疇。《戰略報告》提出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軍事主導地位，並將該區域視為「本土安全的天然屏障」。《門羅主義》川普推論（又稱[唐羅主義] Donroe Doctrine）是[門羅主義]在21世紀的強勢復興與升級。新版的政策表述更具攻擊性與排他性，強調應確保美國對巴拿馬運河、墨西哥灣（應改為美國灣Gulf America）和格陵蘭島等關鍵區域的絕對准入與控制權。《戰略報告》進一步表明。若地區夥伴不能配合捍衛「共同利益」，美國已準備好採取「有針對性的、果斷的行動」。其中，格陵蘭島被多次提及，並置於與巴拿馬運河同等的戰略高度。川普政府正致力於建構一個排他性的西半球安全閉環，以防止任何域外大國（實指中國）在美洲獲得戰略支點。川普政府認為，格陵蘭島不僅對美國飛彈防禦體系（如「金穹」 Golden Dome計畫）至關重要，還富含對高科技與國防工業不可或缺的稀土及關鍵礦產。美國將不容忍在西半球，特別是北極前沿，出現任何可能損害其絕對優勢的「多頭下注」（特別是中、俄）行為。
在大國戰略競爭階段，中國長期被美國視為「步步緊逼的挑戰」（ pacing challenge）和「主要競爭對手」（ primary competitor），但《戰略報告》摒棄了2018年版那種零和博弈式的激烈措辭，也修正了拜登政府2022年版那種試圖全方位壓制的宏大敘事。
《戰略報告》評估道，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 A2/AD）已取得歷史性擴張，美軍以航母打擊群和前沿基地為核心的傳統投送模式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性風險。有鑑於此，《戰略報告》明確修正了美國對華戰略的目標邊界。「美國的目的並非支配、扼殺或羞辱中國，而是防止任何國家擁有支配美國及其盟友的能力」。然而，這一表述與一個月前美國政府的幾份文件的微妙變化值得玩味。《國家安全戰略》（ NSS）將中國定義為「主要危險」（ major danger），《國防授權法案》（ NDAA）則明確將中國界定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 principal strategic competitor）和「外國對手」（ foreign adversary），而國防部年度《中國軍力和安全發展報告》將中國定位為「唯一能同時在軍事、技術、經濟領域對美國構成系統性挑戰的國家」。這些差異足以說明五角大廈《戰略報告》對中國問題的整體措詞與戰略邏輯已經作出明顯的務實轉向與降溫處理。它意味著美國在放棄了透過政權更迭、制度改造或全面壓制來解決「對華問題」的幻想，不再像拜登政府《國防戰略報告》中那樣指責中國的「脅迫行為」與「專制偏好」，而是轉向追求一種以力量均勢為基礎的「體面的和平」（ decent peace）。這種和平無關戰略互信或價值趨同，而是源自於雙方都清楚地認識到任何一方都無法在可承受成本內徹底擊敗對方。
美軍不再謀求在第一島鏈內對解放軍形成壓倒性優勢，而是將戰略重心轉向「拒止性防禦」，即通過分佈式部署、高生存率平台和非對稱能力建設，降低前沿部隊的脆弱性，進而提高中國大陸採取軍事行動的成本。《戰略報告》不再討論這種「不對稱自衛」，甚至全文隻字未提台灣，而是輕描淡寫地表示要增加中國大陸「不可承受的失敗風險」，以此影響解放軍的戰略計算。
為防止大國競爭失控，《戰略報告》高度重視與中國軍方溝通並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將策略穩定、衝突降級與防止誤判置於突出地位。美國承認中美兩國在相互脆弱、相互依賴的前提下需要將競爭鎖定在護欄以內。它所追求的並非和解，而是一種長期、高壓但避免戰爭的大國共存狀態。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戰略報告》對中國的重新界定是對美國自身能力邊界與戰略耐力的清醒認知。它標誌著美國對華政「塑造對手」轉向「管理競爭」，從試圖決定中國的未來轉向確保中國無法決定美國及其盟友的命運。
最耐人尋味的是，整份報告通篇未見「台灣地區」四字。這刻意為之的文本缺席，引起了各種揣測。
有人認為，美方主動規避在法定政策文件中固化涉台承諾，旨在卸下文字表述帶來的法理與道義剛性約束，轉而透過總統行政令、軍售審批、聯合演訓等靈活方式，持續強化所謂「對台防衛韌性」。此種策略的潛在風險在於：它賦予白宮極大的政策彈性空間—既可依據地緣形勢變化隨時升級動作，亦無需承擔書面承諾所引發的國際輿論壓力與法律追責風險，從而在台海局勢中維持最大操控餘地。這種高度模糊的操作範式，客觀上加劇了區域安全環境的不可預測性。
也有輿論認為，亞太地區軍事介入成本高回報低，成為直接推動美國在台灣議題上「降溫」的重要變數。此前，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繆爾·帕帕羅（ Samuel Paparo）在檀香山國防論壇及後來採訪中，公開提及美軍兵棋推演的結論稱，若美軍航母進入解放軍構建的1600公里台海週邊相關區域「死亡閉環」，存活率不到30%。這種高風險的介入，顯然不在其策略考量之內。
事實上， 2025年10月27日，與美國國防部關係密切的權威智庫「蘭德公司」（ Rand Cooperation）發布的《穩定美中競爭》（Stabilizing US- China Rivalry）的報告建議白宮支持中國「漸進式統一」以來， 2025年125日 127月25月25月25月25月25月25月25月第台戰略報告）以及2025年12月18日《 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National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Year 2026）等重要文件中涉台內容都明顯軟化，處處透著戰略收縮的信號。美國國防部發布的報告亦承認，美軍其實無力「保台」。
有專家深入分析指出，《2026國防戰略》報告對台灣的刻意迴避，蘊含著複雜的戰略考量。表面上看，這是為避免刺激中國而採取的沉默策略，實則是對台「戰略模糊」政策的延續與深化。既不向「台獨」勢力作出明確承諾，也不完全放棄將台灣作為「以台製華」的工具價值，這種進退自如的表述方式更符合川普政府「交易型現實主義」的外交風格。如此一來，進可繼續透過對台軍售牟取經濟利益，退可在局勢升級時全身而退，有效規避直接對抗的風險。
《2026國防戰略》報告對台灣議題的緘口不言，看似是戰略收縮的溫和訊號，實則是精心設計的障眼法。美方在後續行動中很有可能變本加厲、步步緊逼，以更隱密、更具破壞力的方式操弄台灣問題。其所謂「戰略收縮」，本質上不過是為集中資源、養精蓄銳，以便在未來對華博弈中，醞釀並發動更為精準、更為致命的打壓。
可以肯定的是，民進黨政府對於《2026國防戰略》報告隻字不提台灣，令他們摸不著頭腦，因而揣揣難安。長期以來，民進黨將美國視為「謀獨」的最大靠山，大肆宣揚「美台關係堅如磐石」，天真地認為只要緊緊抱住美國大腿，就能實現「台獨」迷夢。如今，《2026國防戰略》報告出台，讓他們先前種種行為，在現實的冰冷面前，再無倚仗。
處理台灣問題、真正握有發牌權的是中國大陸，而非美國。台海真正的安全，歸根究底從不繫於外部勢力虛無縹緲的口頭承諾。對此，美國發布再多戰略研究報告，也改變不了台灣問題的現況。
在《戰略報告》的敘事中，印太地區的重要性源自於其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的地位，這超過了任何意識形態的考量。美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目標，從過去的「主導」悄悄轉變為「維持有利的平衡」。
美國將不再獨自承擔印太安全的所有成本。盟友在印太安全架構中的角色發生了質變。他們不再是美國力量的有益補充，而是建構均勢的必要支柱。日本、澳洲、菲律賓等國被要求在「第一島鏈拒止」中承擔更具體的作戰任務。《戰略報告》明確指出，這種均勢是實現「公平貿易」與「和平繁榮」的軍事前提。換言之，美軍在印太的存在是為了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壟斷該地區的經濟紅利，從而保障美國作為貿易大國的利益。
與對華戰略中刻意保持的謹慎與克制相比，《戰略報告》對俄羅斯的威脅定性出現了更顯著的降級。儘管俄羅斯仍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核武庫之一，並因此被視為對美國本土構成「劇烈威脅」的潛在核對手，但在常規地緣政治層面，《戰略報告》僅將其界定為「對北約東翼持續但可控的威脅」。這項表述與拜登政府2022年《國防戰略》中將遏制俄羅斯視為北約集體安全核心任務、並承諾強化美國在歐洲軍事存在的基調形成了鮮明對照。
《戰略報告》一再強調，美國以外的北約成員國在經濟規模、人口和潛在軍事實力上對俄羅斯形成壓倒性優勢，經濟體量約為俄羅斯的13倍，單一國家如德國的GDP亦顯著高於俄羅斯。由此，《戰略報告》得出結論：莫斯科缺乏謀求歐洲霸權的物質基礎，其威脅更多表現為區域性、消耗性和機會主義，而非具備重塑歐洲安全秩序的能力，因此當前的俄羅斯不足畏懼。
對歐洲國家而言，《戰略報告》明確提出，美國將不再繼續扮演冷戰以來歐洲防禦主導者和最終兜底人的角色，而是轉而成為「關鍵但有限的支持者」。歐洲國家尤其是北約盟國，必須將其巨大的經濟潛力轉化為可持續的國防能力，承擔對俄羅斯常規威懾的主體責任，並在對烏克蘭的長期軍事援助中發揮主導作用。川普政府所推動的將北約成員國國防開支提升至GDP 5%的「新標準」，正是這一責任再分配邏輯的體現。
《戰略報告》坦言，儘管歐洲仍在政治與安全層面上具有重要意義，但其在全球經濟中的相對份額正持續下降。在資源有限、威脅多元的背景下，美國「必須、也會」優先保衛本土並遏制中國。這項陳述清楚地表明，對俄羅斯威脅的降級服務於更高層級的戰略取捨，有助於為美國從歐洲逐步抽身、集中力量應對本土安全與印太競爭提供理論正當性。
《戰略報告》將俄羅斯視為一個需要由歐洲主導、美國輔助管理的區域性對手，而不再是決定美國全球戰略佈局的中心變數。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判斷取向與美國副總統、新右派主要人物JD萬斯（ JD Vance）等人的外交偏好趨同，可能預示著美國共和黨中長期「先亞後歐」的戰略排序。
針對中東和東北亞地被界定為「次要威脅」的地區與對手，《戰略報告》明確採取了一種「外包」與「遏制」相結合的處理方式。美國不期望直接解決問題，而是意圖防止這些戰區對美國整體戰略構成牽制。換言之，美國刻意壓縮自身的直接投入，轉而透過賦能地區盟友、整合區域能力，實現以較低成本維持可控穩定。
在伊朗問題上，《戰略報告》延續並強化了有限介入、點到為止的思路，不再尋求長期駐軍或全面塑造中東秩序，而是保留「快進快出」的打擊選項，例如針對核設施或關鍵軍事節點的精確行動。同時，遏制德黑蘭的主要責任被系統性地轉移給地區盟友：一方面大力支持以色列的自衛行動，另一方面深化與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安全合作，透過整合防空、飛彈防禦、海上安全和情報預警體系，建構區域層面的集體威懾。這項安排更突顯盟友主責與美國有限但果斷的介入能力，反映出明顯的去駐留化趨勢。
在朝鮮半島，《戰略報告》同樣弱化了美國作為一線威懾主體的角色。儘管《戰略報告》並未否認北韓核導能力對區域安全構成的現實威脅，但美國認為，韓國擁有高額國防開支、完善的國防工業體系、強大的常規軍力以及徵兵制度，已經「有能力、也有意願」承擔對朝威懾的主要責任。美軍的角色是提供關鍵支援、戰略背書與有限核武威懾，而非繼續作為半島安全的絕對支柱。
這種對伊朗與朝鮮半島問題的區域化處理方式揭示了《戰略報告》對「次要戰區」的基本原則：不追求斬草除根，不承擔無限責任，更不允許長期消耗美軍主力。透過將威懾責任系統性轉移給最直接受威脅、且具備能力的地區盟友，美國試圖確保這些衝突不會演變為「同時性問題」，從而避免對本土防禦和對華競爭構成戰略拖累。
《戰略報告》在執行層面展現出強烈的工具化傾向，致力於建構一個更具韌性且成本可控的國防體系。
「國防優先組織」（Defense Priorities）非常駐研究員安德魯·萊瑟姆（ Andrew Latham）指出，債務不僅是一項財政約束，更是一項戰略約束。債務縮短決策者的時間跨度，壓縮政策選擇空間，並在客觀上獎勵那些更具耐心的對手。目前，美國民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已逼近GDP的100%，聯邦債務總額超過38兆美元，高強度、長期化的財政支出正在系統性地削弱美國維持廣泛海外部署的意願。相較之下，中國與俄羅斯在政治體制與經濟結構上更能承受長期消耗，展現更強的戰略耐心與更有效率的生產動員能力。
當威脅在多個方向同時出現時，即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無限兜底。《戰略報告》明確警告，如果美國繼續試圖獨自承擔跨歐洲、印太、中東等多個戰區的防禦重任，其結果將不可避免地是資源透支與戰略失衡。
《戰略報告》批評部分盟友在美國保護傘下系統性降低自身防務投入，卻仍要求美國維持最高等級的安全承諾。《戰略報告》強調重新公正地分配國防責任，建立一個「全球聯防網絡」，要求威脅在其發生區域內被「就近主導應對」。美國不再扮演全天候、無差別響應的「全球消防員」，而是轉型為聯防體系的設計者、協調者以及關鍵時刻的高端戰力提供者。
近年來，歐盟持續推進安全架構建設，先後設立「歐洲防務基金」、「歐洲和平基金」、並提出國防工業政策和《2030年國防戰備計劃》 ,試圖在防務融資、項目協調和能力建設上實現突破。然而，這些努力多停留在製度設計和政策願景層面，推動緩慢、成效有限、實際成果主要集中於國防工業協作和小規模行動，尚不足以構成高效、統一的歐洲安全體系。
責任的重構被明確嵌入不同地理板塊的安排中。在西半球，《戰略報告》要求加拿大在北美空天防禦體系中承擔更直接的協同責任，而墨西哥及拉美夥伴則被賦予打擊非法移民通道、跨國毒品與犯罪網絡的主導職責，從而將本土安全壓力前移並區域化處理。
在歐洲，美國不僅推動北約盟國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更著力重塑跨大西洋防務結構，並強調國防工業層面的深度協作，包括聯合生產、技術共享與降低軍事貿易壁壘。這意味著歐洲不再只是安全需求方，而被納入美國主導的防衛供給體系中。中東的分工則以2020年8月13日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美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亞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s）為戰略錨點，透過推動以色列與溫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防禦整合，逐步建構區域內生的威懾架構。在朝鮮半島，《戰略報告》的重點轉向「釋放美軍資源」，明確由韓國承擔對朝威懾的主體責任，而美軍則提供有限但關鍵的支撐。
上述安排共同伴隨著一套更具約束力的問責機制。只有那些防務投入達標、且在應對地區威脅中表現出主動性的「模範盟友」，才能在軍售、情報共享於國防工業協作中獲得優先地位。這種高度交易化的政策語言表明，美國正將傳統基於價值與情感的聯盟關係重塑為一套以貢獻和績效為核心的契約體系。
《戰略報告》將國防工業基礎置於所有戰略支柱的最底層，作為其運作的前提條件。 2022年版近80頁的《戰略報告》文本中，該概念僅被零星提及，而在2026年版中，它被系統性地確立為未來國防建設的主線。
《戰略報告》以「百年一遇的工業復興」為目標，試圖重塑美國作為「全球兵工廠」的地位。這項復興計畫不僅包括關鍵產業的回流，還著力擴大彈藥、無人系統以及新型作戰平台的產能。五角大廈同時推動設立「戰時生產單位」，以提高製造效率，並清除其所認為的阻礙創新和規模化生產的障礙。
《戰略報告》強調透過槓桿化盟友產能，並引進非傳統供應商（尤其是人工智慧和高科技企業），呼籲建構一個既能滿足美軍自身需求、又可在危機時刻大規模武裝盟友的複合型工業體系。對工業硬實力的高度強調折射出川普政府的一個核心判斷：在新一輪大國競爭中，真正具有決定意義的，不是抽象的規範優勢，而是科技進步與產業升級所轉化而來的可持續套利。
2026年1月12日，戰爭部長赫格塞斯在沃斯堡「自由兵工廠」活動期間發表講話，強調美國國防工業基礎需要快速發展。他說：「我們遇到了新的勢均力敵的對手，他們的建設速度創下紀錄！
策略的實施最終體現在金錢的流向中。 2026財年的預算草案展示了這種策略集中化。陸軍預算增加近30億美元，重點投向高超音速飛彈、遠程打擊系統與反無人機技術，以期直接對抗中國的區域拒絕能力。而履帶車輛和火砲系統的規模則有所下調，顯示出陸軍向更靈活、分散式作戰平台的轉型。
空軍雖然維持了空中優勢的投入，但F-35A的採購量被大幅削減，取而代之的是對B-21「突襲者」隱身轟炸機和未來無人系統的重金支持。太空軍則在預算緊張下進行了精簡，更加重視「星鍊式」分散式太空作戰架構。
五角大廈不再追求統一的大型昂貴平台，而更傾向於建立多元、可升級、可分佈的系統。然而，這宏偉藍圖高度依賴國會能否通過關鍵的「和解法案」。一旦預算因政治僵局受阻，五角大廈可能面臨從擴張向緊縮的劇烈陣痛，這也暴露了守成策略在體制執行上的脆弱性。
整體而言，《戰略報告》勾勒出一種更有限、更集中，也更具防禦性的國家姿態。它標誌著美國正從冷戰後的全球主義幻覺中醒來，轉而接受一個資源受限、群雄並起的多極世界。這份文件並不追求終局性的勝負，而是力求風險可控。它將軍事力量視為談判的後盾與穩定的背景條件，透過加固本土屏障、重構區域均勢以及重建工業根基，美國試圖為一場可能延宕數十年的戰略耐力賽積蓄體力、以逸待勞、延緩消耗。
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塔布（ Alexander Stubb）在2026年1/2月《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發表的題為《西方最後的機會—如何在為時已晚之前建立新的全球秩序》（ The West's Last Chance—How to Build a New Global Order Before itoos Too Late Too Late正走向世界塔爾斯1945年的雅爾達會議）與「赫爾辛基」（ 1975年召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之間的十字路口：一條通往大國勢力範圍的重新瓜分，另一則通往以規則與協商維繫的多邊秩序。西方能否完成自我修復關鍵在於美國是否願意維護那個由其親手塑造、並長期從中獲益的國際體系。而川普政府顯然選擇了一條更具「雅爾達色彩」的道路—大國承認現實差距，劃定影響邊界，並在持續摩擦中尋求一種彼此戒備卻相對可控的定局。
美國不再試圖掌控一切。對世界而言，一個不再執著於改造他人、而是專注於自身利益、並擁有壓倒性武力優勢的美國，或許比一個過度自信的價值輸出者更易預測，卻也更難撼動。在「美國堡壘」的投影之下，向民族國家回歸、向現實主義妥協的潮流正在加速匯聚，並在無聲之中，鍛造著這個時代的精神底色與歷史走向。
總而言之，《 2026年國防戰略》報告是一份旗幟鮮明的宣言書，它宣告了一個以強硬現實主義、本土優先和實力至上為特徵的新時代。它摒棄了普世主義的幻想，轉而追求一種基於清晰利益界定、嚴格責任劃分和壓倒性軍事優勢的「體面和平」。這份《戰略報告》的核心邏輯在於，只有當美國自身堅不可摧、盟友各盡其責、工業基礎牢不可破時，才能有效懾止主要對手，化解多重威脅，並最終在全球範圍內實現符合美國利益的持久穩定。正如《戰略報告》結尾所言，美國隨時準備伸出橄欖枝，但也永遠緊握著最鋒利、最可怕的劍。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評析美國《2026 國防戰略》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全美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聯合會榮譽主席，曾任職聯合國翻譯處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