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始，川普便以一場閃電式的武力干預，給了世界一個巨大的「驚奇」。美軍一舉控制委內瑞拉總統並宣佈無限期掌控該國石油資源。同時，川普又強勢表態要從丹麥手中拿走格陵蘭島。其一系列讓人瞠目的行徑，預示著繼2025年動盪之後，世界若盼望2026年回歸平和，川普將明確表示：NO WAY！
第二任期的川普充分詮釋了什麼是「謀利不擇手段」，其權力運作呈現出極致的工具化與功利化特徵，催生出一系列高度不確定的決策行動，將全球秩序推向了「不可測危機」。在國際法形同虛設，「叢林法則」復辟的亂局中，國際社會的焦慮已從單一事件的衝擊，演變為對全球治理底線崩塌的深層恐慌。當前，迫切需要一支力量發揮「戰略穩定器」作用，這已不再是國際社會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成為維繫全球安全的剛性需求。
這場跨越六年的「習川會」，已不再是修補關係的禮儀性互動，而是兩大強國在歷經八年極限博弈、彼此戰略意圖與實力邊界徹底「明牌」後的理性對視。雙方以有限的戰術妥協為切口，正式拉開了中美關係「結構性重塑」的序幕。
重塑的結果是，美國首度承認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對等核心地位，明確提出「G2」 構想。這不僅宣告美國發起的遏中戰已階段性失敗，更意味著接受了中國已成為獨立於美國的「打不得，難收編」的戰略力量。
近代，美蘇之間曾有過類似的雙極格局。但正如美國坦言，蘇聯僅是軍事與意識形態領域的單一對手；而今日中國，已成為美國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等幾乎所有領域的全方位競爭者。中美形成的「G2」，因此成為在競爭廣度與深度上均超越美蘇對峙的「新G2」。
「新G2」的出現是二戰以來最具顛覆性的地緣變化，重寫了國際權力的分配邏輯與秩序運行方式。中美關係並非美蘇冷戰「零和劇本」的簡單複製，而是演變為一種在極致實力與經濟依存之間，交織而成的「恐怖平衡」。在此框架下，雙方呈現出高度動態的鏡像特徵：當一方戰略與政策出現調整，都會通過經濟、安全與制度層面的複雜網路，引發對方的連鎖反應。美國近期的暴沖行為，正是這種系統性震盪的最新表徵。
作為戰後秩序的奠基者與最大獲益方，美國面對權力平衡向中國傾斜的現實，正經受著劇烈的心理抵觸與「秩序焦慮」。這種不甘權力稀釋的心理，最終導向了國際政治史上罕見的「角色易位」：在意識到傳統遏中手段失效後，美國轉而親手拆解由其一手締造的遊戲規則，企圖以規則的崩塌來惡化中國的發展環境。無論是揮舞關稅大棒、跨境抓捕委內瑞拉總統，還是密集毀約「退群」，這些看似瘋狂的舉動，實則是美國在戰略優勢收窄之際，通過製造「結構性混亂」對沖其領導力流失的應激反應。
然而，美國的這些舉動卻引發了地緣力學的「二次連鎖反應」。在「新G2」的力學關係中，當一方執迷於輸出「極端不確定性」，勢必倒逼另一方承擔起「確定性錨點」的功能。這並非出於道德選擇，而是全球秩序在動盪中尋求再平衡的自發鐵律。面對美國的「離心式」失控，中國以其政策的極高可預期性，填補了美國離場後的權力與信用真空，歷史性地接過了秩序「穩定器」的角色。
至此，「可預測性」與「不確定性」完成了對當前中美角色的重新定義，並內化為中美的行為標籤，構成了驅動「新G2」體系持續震盪、分化與自我修復的對立引擎。
中美的角色調整並非偶然，其根本邏輯在於中美之間正在發生的、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脫鉤」——它不是簡單的商貿割裂，而是兩套運行邏輯、安全邊界與秩序願景的徹底解耦。
誰「脫鉤」誰？
儘管川普發起的貿易戰常被視為中美「脫鉤」的起點，但「新G2」格局的生成並非突發性事件，更非單向的被迫分離，而是一個長期累積、雙向塑造的過程。蘇聯解體僅三十餘年，世界便重回雙極架構，這既源於守成大國美國的戰略震蕩與收縮，更是新興大國中國戰略突圍的結果。究其本質，「新G2」是中國主動謀求戰略自主、全方位推行‘去美國化’的歷史必然。通過從政治戰略、經濟科技到國家安全等的逐級剝離，中國成功擺脫了美國主導的體系束縛，完成了從「美制體系」附庸到體系外獨立一極的戰略嬗變。
如今，縱使中美在外交辭令上力避「脫鉤」，但受底層運行邏輯的持續驅動，兩國在政治願景、經濟運行邏輯和發展路徑上的背離已形成難以逆轉的趨勢。這種背離已然超越了主觀意願的控製，隨著各自戰略內核的持續發力，兩國的路徑分化正呈幾何級數擴大。
中美的脫鉤並非絕對的割裂，但合作的本質已不再是追求共贏，取而代之的是底線妥協和鬥而不破。中美合作正由「高度嵌入」轉向「系統脫鉤」，這一轉變標誌著中美關係進入戰略性拐點。兩國國運的走勢，已被這股不可逆的結構性力量深度錨定。
經濟脫鉤
近五十年來，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深度融入全球分工體系，依託內生性技術迭代與超大規模市場，鍛造出全球唯一覆蓋全部工業門類的產業鏈體系，構建起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實體經濟版圖」。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在同一時期大幅壓縮實體經濟比重，完成了「脫實向虛」的結構性轉型，借助金融化、證券化與美元霸權的乘數效應，建立起一個對全球具有強大支配力的「虛擬經濟帝國」。至此，經濟上「實」與「虛」的路徑分途，成為中美兩國發展模式的關鍵特徵之一。
隨著兩國各自經濟生態趨於成熟，雙方對彼此模式產生了強烈的結構性排斥與「免疫」。例如，比特幣等去中心化金融資產在美國大行其道，乃至被討論為潛在儲備資產，但在中國市場始終反應冷淡，折射的正是以實體經濟為主體的體系對純投機性虛擬資產的天然排斥。再如，面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美國在實際投資與項目落地上明顯乏力，其根源在於本國經濟結構已難以支撐大規模跨境基建與戰略性實體資源整合。
對中國而言，虛擬經濟比重過高，勢必削弱實體根基，誘發產業空心化、金融泡沫化與財富分配失衡等連鎖風險。對美國而言，實體投資成本高、回收慢、地緣風險突出，難以滿足逐利資本追求短平快收益的偏好。正是在這種結構性約束下，中美在經濟層面被推向了各自「舒適區」的相反端點。
再有，中美雙方均高度認同科技的戰略價值，但吸納方式大相徑庭。美國固然具有一定科技優勢，卻難以將成果持續轉化為規模化製造優勢。美科技股屢創新高，是金融資本和科技平臺結合運作下的估值遊戲，而非實體產業支撐的紅利。這種價格繁榮，符合「虛擬經濟」的特點，但往往帶有週期性風險。資本獲利退潮之日，便是泡沫破滅引發大衰退之時。
而中國則致力於將科技嵌入實體產業，推動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跨代轉化。這種持續升級的實業矩陣，既鞏固了全產業鏈的優勢。也在客觀上充當「金融穩定器」的角色。配合中國獨特的資本運行體系，科技賦能的實體產削弱了外部金融震盪的傳導效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經濟的「脫鉤」也是中國避免深陷全球金融動盪的保障。
改革開放及加入世貿組織（WTO）初期，中美曾在高度互補的產業分工基礎上實現階段性共贏。但隨著中國產業鏈向高精尖領域持續躍升，中國從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加速成為重要引領者，在人工智慧、晶片、機器人、航太、新能源汽車、量子計算等領域直指美國技術霸權的核心地帶。並在稀土、醫藥等戰略資源與產業領域憑藉強大控制力對美形成實質性約束。相較之下，美國雖能在少數高技術環節對中施壓，但碎片化產業鏈難構成持久遏制，反而倒逼中國加速技術迭代，在重點領域逐個完成突破。例如中國晶片產業在制裁壓力下，出口額反而躍升至全球前列乃至首位。
概言之，中國雖無意對美國發起貿易戰，但通過持續構建自己的經濟生態，已經「不經意間」完成了對全球經濟結構的全面重構，並推動形成新的國際經濟格局。這實質性地蠶食了美國傳統利益的邊際與戰略博弈的空間。
中美經濟生態的定性和分化，向上投射為不同的政治運作方式，並最終引發雙邊政治關係的戰略位移。中國立足於對全球物質製造與供應鏈的掌控，其實體經濟屬性要求政治提供高度的「確定性」，以維繫價值的穩健創造；而美國定位於對資本流向、資產定價及規則話語權的戰略壟斷，其虛擬經濟基因決定了必須通過製造政治「不確定性」，在波動中重構全球價值分配格局。
中美兩國原本就高度異質的政治生態，在不同經濟邏輯主導下，被推入不可回避的近身肉搏階段，並演變成兩種政治哲學的對抗：一方通過穩定的生產預期創造增量，另一方則通過製造風險溢價來重組存量。中美關係的實質，已經轉化為「穩定型實業文明」與「動盪型金融帝國」之間的深刻碰撞，成為當前全球變局中最具決定性的統攝力。
政治脫鉤
中美兩國的政治演變，時刻與經濟變化同頻共振。
美國當年支持中國「入世」（WTO），除了要打開中國龐大市場，還意欲通過經濟影響使得中國在政治上「順美化」。但事與願違，在融入全球經貿體系的過程中，中國不僅沒有被「同化」，反而在制度與現實改革中鞏固了政治獨立性。
二戰後，不同於多數依賴美國安全與戰略保障、並實行定期選舉的國家與地區，中國的政治生態始終保持高度的主體性與戰略自主，而非圍繞或迎合外部戰略需求。即便在中美國力最懸殊時期（如朝鮮戰爭時期），這一取向亦未發生根本動搖。這種政治獨立性，保證了中國發展戰略的連續性和可預測性。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經濟關係的變化以及川普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大幅催動了中國政治與戰略「脫美」進程。隨著戰略思維由「韜光養晦」轉向「敢於鬥爭、善於鬥爭」，中國開始對美實施對等反制。面對中國的反擊特別是諸如「大豆戰」「稀土戰」的精准回擊，美國暴露出明顯的戰略不適和退縮，並不得不接受其政治與經濟影響力下降的現實。中國也由此成為當前全球唯一反制美國成功的國家。
「習川會」之後出現的階段性緩和，本質上只是新一輪中美衝突爆發前的戰略蓄勢期，而非結構矛盾的終結。但無論後續局勢如何演變，中國已經完成了在科技、軍事與文化和國際敘事等層面的轉向，實現了對美國體系的戰略解耦。同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與高強度反腐，也全面壓縮了美國通過政治滲透與價值輸出干預中國內政的空間。美國對中國的政治影響已經出現不可逆的衰減。
值得注意的是，當美國對華的政治感召力衰減之際，中國卻以一種「反向外溢」的方式，客觀上介入了美國社會與政治的演變。中國實力的每一次躍升，都在美國社會內部，尤其在政治精英階層中，引發強烈的焦慮。這種焦慮透過僵化的制度慣性與根深蒂固的霸權思維，迅速轉化為對國際秩序的破壞性衝擊。美國的國際行為也因此變的非理性與不可預測。
美國行為的失序，一方面是中美政治力量平衡逆轉的外在表徵，另一方面也是兩國在面對外部壓力時政治路徑日益分化的集中體現。這一逆轉標誌著，在經濟對等格局逐步成形之後，中國又進一步「倒逼」出美國在制度與政治上的內在短板。對中國而言，持續深化改革開放、增強制度彈性與內生適應能力，有助於把外部壓力轉化為制度創新與產業升級的長期動力；相較之下，美國長期沉溺於冷戰勝利敘事，反覆塑造外部假想敵來轉移內部矛盾，其停滯性的政治生態不僅無法化解結構性困局，反而導致其從開放的自由主義一路退守至封閉的保守主義。
中美走出各自的經濟政治範式後，進一步演化出不同的國際關係行為邏輯與戰略圖譜。中國已從地緣戰略的重要參與者，成為推動全球秩序由單極主導走向多元平衡的關鍵力量。反之美國，則從既有秩序的維護者轉變為主要的不確定性來源，其對外行為更多表現為動盪輸出與規則侵蝕。
隨著中美雙方在全球行為脈絡上的分道揚鑣，一個重構國際權力分配與規則合法性的多極化框架已顯出雛形。
國際戰略脫鉤
如今的中國已成為全球一百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這一地位根植於多年穩固的實體經濟合作。從基礎設施建設、產能協同到貿易互聯，這些合作展現出高度穩定性與強互補性。「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與中國連貫、可預測的政策，顯著降低了政治交易成本，推動各方利益的深度融合。憑藉這一全新的合作模式，中國構建起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國際陸海聯通經濟網絡，形成了一套穩定而有別於傳統地緣政治的聯結機制。
反觀美國的全球佈局則高度依賴金融霸權與軍力震懾，缺乏實體經濟的硬核托底，難以產生紮根現實、互惠共贏的發展動能。從關稅大棒、脅迫投資，到抓捕委內瑞拉總統，美國與別國的關係不是利益共生共存，而是基於力量對比懸殊下的「強制性穩定」。即便對待盟友，美方亦動輒施壓。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說過，「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做美國的朋友可能是致命的」，當下的地緣現實正印證這一論斷。
中美兩極化的國際關係互動模式，誘發了地緣格局的劇震。一方面，各國愈發接受中國的「可預測和穩定」，呼應中國「合作發展」為導向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面對美國川普主義所輸出的「極端不確定」與「存量利益掠奪」，國際社會展現出集體性的戰術疏離與戰略避險。包括美國盟友在內，都加速調整對中戰略姿態，紛紛訪華，試圖借助中國對沖風險。
該趨勢表明，相較於川普執著與「讓美國再次偉大」，中國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國際社會激發了共鳴。美國的保守主義行為持續考驗全球的承壓能力與風險容忍度，而中國則持續發揮「穩定器」作用，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強化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模式的理解與認同。在此消彼長間，美國的霸權威懾產生了強大的「離心推力」，其信用透支反而轉化為中國的「向心引力」，將中國推向了全球秩序重建的中心。隨著各國在動盪中加速向穩定極點靠攏，中國由此開啟了國際關係的「戰略收割模式」。
隨著「新G2」在頻繁的碰撞與妥協中確立邊界，全球地緣重心正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大遷徙。舊有格局已然坍塌，一個以多邊協調與戰略再平衡為特徵的多極化世界，正從「新G2」的撞擊陣痛中破繭而出。
意識形態脫鉤
中美兩國有著迥異的文化背景，也分別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代表。雙方在意識形態，特別是在核心概念的理解與闡釋上存在巨大分歧。其中，如何定義「資本」的地位，就是區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重要標準。社會主義以公共利益與資源共用為導向，要求資本不但服務實體經濟，還要承擔社會責任，促進社會財富再分配以及福利同步增長；而資本主義視資本為「圭臬」，社會生產力和財富分配要以服務資本增值的利益為優先。在逐利驅動下更易走向資源獨佔與金融虛化。
資本觀的不同，僅僅是中美意識形態分化的冰山一角。如果說地緣博弈、經貿爭端與科技封鎖等構成了中美關係的「外在脫鉤」，那麼基於文明底色差異的意識形態脫鉤，才是這場百年大變局的終極分水嶺。在政治自主與經濟獨立的雙重支撐下，中國的意識形態主體性顯著增強。這種脫鉤超越了一切政策表像，而是更深刻地映射到國民心理的結構性變遷和塑造之中。
一個戲劇性的變化是，曾經瀰漫於社會心理中的「美式崇拜」已然坍塌。受歷史語境影響，那些在冷戰後期或改革開放初期親歷中美實力懸殊的一代人，更容易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乃至生活方式抱有理想化想像；而當代中國青年則成長於國家快速崛起的時代，他們對美國的認知更加基於現實而非幻想。他們不再盲目仰視，而是以理性、審視甚至批判的眼光看待其內政外交、社會矛盾與霸權因果。
可以說，中國已成為二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後，全球唯一在意識形態和認知層面真正實現對美「平視」和「祛魅」的大國。無論是決策層、實業界還是新生代群體，普遍不再將美國視為不可超越的典範或價值標杆。這種從「單向迷戀」到「平等審視」的集體心態轉變，不僅標誌著中國主體意識的成熟，更是中國推進戰略自主、實現與美國「底線脫鉤」和「平等共存」的關鍵心理與文化基礎。
值得強調的是，所謂「平視美國」並非為了走向對抗，而是為了回到中國自身發展的本位——不自卑亦不自大，在制度自信與文明自覺中，理性看待世界。這種意識形態層面的脫鉤與重構，使中國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擺脫舊有霸權敘事的精神束縛，也為全球其他國家探索自主發展道路提供了一種可感知的參照樣本。
中國「平視」美國，觸發了全球地緣生態的「心理覺醒」，展示了一種主權自洽的可能性：即無需依附舊秩序，亦能通過內生韌性抵禦霸權壓制。這種「覺醒」在削弱美國單邊霸權威懾力的同時，更驅動全球產業鏈審視過度依賴單一中心的巨大風險。
川普叫囂要 「拿下」 丹麥的格陵蘭島，這已經是赤裸裸的領土侵略！但歐盟竟然軟弱到幾無應對之力。這折射出一個殘酷的現實：當一個政治實體的安全與生存嚴重依附於霸權體系時，其意識形態的自主性與抵抗意志將隨之坍塌。一旦「叢林法則」重現，便瞬間就成為霸權的待宰羔羊。
因此，當「主權回歸」的意識取代「陣營依附」，全球化的「戰略脫美」已是難以逆轉的趨勢。
百年變局中新選擇
曾幾何時，面對蘇聯解體，美國政治精英為冷戰後「單極時刻」的降臨而亢奮，堅信歷史已然終結。然而時過境遷，僅經歷三十載，隨著中美「全面脫鉤」和「新 G2」格局的確形 ，冷戰勝利者的光環便已褪色，一家獨大的世界格局已成明日黃花。美國在單邊保守主義的軌道上失速前行，中國反而堅持走多邊主義的路徑，成為世界相對穩定的結構支點 。
中美度過了試探性的邊緣摩擦，挺進以戰略定型與格局鎖定為核心的關鍵節點。雙方在貿易、科技及具體政策維度的角力，上升為圍繞國家命運、發展道路與全球秩序主導權展開的系統性對抗——這不是短線的利益拉鋸，而是兩種制度、兩條發展路徑的生命力與韌性的考驗。
中美兩套體系根植於不同的文明基因，演化路徑與核心矛盾迥異，註定會選擇不同的破局之道。中美或可相互借鑒生存模式，卻絕無照搬的可能。這不再是簡單的政治生態的歧異，而是在平行軌道上展開的、互不隸屬的東西方文明長征。
站在「失序破局」與「秩序重建」的十字路口，任何地緣個體既無法置身事外，更失去純粹觀望的空間，只能主動或被動尋找新的生存錨點與戰略航向。
當中美脫鉤從政策博弈演變為實踐方法論層面的徹底分野，人類社會已駛入命運深水區，未來的歲月，也將持續考驗人類文明的制度創造力與秩序治理的智慧極限。可以想像，「新G2」註定會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文明競賽中，譜寫並驗證世界共處新範式的篇章！ （相關報導： 宣仲華觀點：從接觸+遏制到川普認證的G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職業畫家評論家。現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