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星達觀點：沉默最安全，匿名最有力─當集體退縮成為「理性」

近期臺灣的行政體系從許多面向可發現結構性的問題：中央預算案被卡關多時，代表著行政與立法之間在風險計算下的集體退縮；組織合併與部會增設的爭論，反映出制度分工化約為權力位置的競逐；公務員報考意願大幅下滑，顯示行政體系本身在吸引人才與功能整合上面臨困境；甚至人事任用與顧問職位的爭議，也凸顯了科層中立性與政治權鬥平衡間的矛盾。

這些例子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在不同領域呈現出的「集體行動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下的行政瓶頸。制度鼓勵安全、避責與分工，卻沒有同等鼓勵共同承擔與有效合作，最終導致迂腐而不是效能的體系回應。於此，對於行政體系的反思企圖為體制尋求一個可能的解決出口或思考途徑。

科層體制社會的結構性盲點：集體行動困境

近年來的行政體系的各種問題持續被彰顯，職場霸凌、公共爭議，或社群平台上的不實指控事件層出不窮，多數人知道問題存在，卻因習慣的常態而未有改變行動，等到相關負面事件爆發，又迅速成了選邊站與情緒化輿論主導，甚至匿名或黑函的失控，導致是非與真相未被彰顯，反而混淆至另一種「詭異的平靜」。

這在許多職場並非單純的道德淪喪，反而是一種典型的集體行動困境。所謂集體行動困境，在這裡指涉的是在制度未被完整建構的情況下，即使群體明白共同出手能改善整體狀況，仍會因個人風險與成本考量而選擇不行動。沉默，於是成為最安全，某種程度也是權衡後相對理性的選擇。但這種「理性」，長期會侵蝕組織的判斷能力與社會的良善信任基礎。

臺灣社會同時存在以經濟、社會聲望與政治權力為基礎的科層化結構。在這樣的結構中，人們傾向透過「系統正當化（system justification）」來維持心理穩定，相信現有安排大致合理，這也解釋了為何某些爭議，最終不是靠制度說明平息，往往社會看似恢復或維持秩序，卻也留下未被討論的結構問題。例如近來日益清晰曝光的各職場霸凌事件中，真正讓傷害持續的，往往不只是加害者本身，還包括旁觀者與相關人的集體退縮。同事私下同情，卻不願作證或捍衛正義；主管知情，卻選擇冷處理或合理化這些離譜行徑；組織則以程序與層級分工切割責任。「鄉愿」其實常常不是個人性格的問題，更像是一種被科層制度合理化的理性選擇，也許保住了自己，卻造成更多的正義被傷害與摧毀。

可悲的是多數受害者真正要求的，往往只有事實被承認、公道的處理，以及一句正式的道歉。然而在集體行動困境下，承認錯誤意味著有人必須承擔責任，組織必須付出代價，於是「不要惹事」、「算了吧」成為這樣的組織個體間的默契。沉默，被包裝為成熟；堅持，反而被認為不夠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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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成熟的社會，既要防止系統正當化掩蓋不義，也要警惕道德動員被用來製造假問題。個人認為法院的本質或功能，從來不只是判對錯，而是平息紛爭；行政體系亦然。若制度只獎勵安全，卻不保護承擔，那麼沉默就會成為最合理的選擇。在實體組織與情況中，雖出聲可能意味著高度風險，因此很多狀態即在自我認知調整，如「問心無愧，日久見人心」，但有時這樣的態度並非道德高度，而是一種延後回應的方式。在集體行動困境中，拖延本身，就是一種行動。

從沉默到爆發：輿論的假性正義 

有時候也必須警惕另一種極端：並非所有衝突都源自結構性不義。在某些情況下，「問題感」本身反而是被刻意製造出來的。透過選擇性敘事、道德化語言，甚至匿名動員，少數人得以壟斷問題的定義權，將原本屬於一般摩擦或合理差異的情境，重新框架為系統性壓迫，其結果不但會誤導輿論，也讓真正需要被辨識與處理的問題，更加難以浮現。

近期美國極限攀岩家艾力克斯・霍諾德（Alex Honnold）徒手攀登台北101時，一名蹲下近距離拍攝的女學生身影在網路上引發部分網友公審；臺東跨年演唱會大獲好評後，仍有聲音質疑得標廠商野聲音娛樂有限公司僅以新臺幣20萬元資本額承攬高額標案；在多數相關當事人與相對中立的第三方看來，這些事件並未涉及不法，甚至在人類普遍的道德與價值判斷中亦屬合理。然而，當問題被過度「道德化」、去脈絡化後，輿論仍可能被迅速帶往「必須追究」卻「成了另一種不公不義」的方向。

這樣的輿論運作，並非首次出現。猶記張韶涵當年遭指控吸毒、棄養等負面風波，多數人在缺乏查證的情況下迅速選邊站隊，使輿論長時間對她極為不利。即便後來事實逐漸還原，相關傷害卻早已發生，並被掩蓋在「羅生門」、「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等看似中性的說法之中。在集體行動困境下，沉默與帶風向同時存在，無辜者所承受的傷害，反而被視為一種難以避免的社會成本。

當匿名成為替代行動的出口

當體制內的行動成本過高，匿名平台便成為情緒與不滿的出口。當然，這可能帶來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似是而非的敘事，開始取代事實釐清。匿名指控的存在，本身並不等於不正義。對某些弱勢者而言，匿名是唯一能發聲的方式。但在缺乏查證與責任機制的情況下，匿名也極易被用來帶風向、陷害，甚至反轉加害與受害的位置。在「靠北社群」即有許多匿名平台，雖有些內容確實能反映值得省思或查證的議題，但許多內容已是個人情緒勒索、抹黑栽贓、甚至無中生有的情節，看似只是一篇貼文，卻可能造成多數人的判斷失去正義，這無疑對社會造成雙重傷害。

一方面，真正的霸凌被混淆在真假難辨的指控中，處理難度更高；另一方面，組織與旁觀者更容易以「怕站錯邊」為由，進一步退回沉默。假指控成為沉默的藉口，真傷害反而失去被正視的空間。在言論自由與恣意發言間，有時候因個人的恩怨或心思，造就了惡意攻擊而讓整體組織進入了難以恢復健康的窘境，甚至因為惡意曲解的營造，加上集團行動困境，助長了歪風，行政體系的黑函文化長期以來難以避免，對組織的傷害也難以避免，因為媒介的演進，讓所謂黑函變成「公開的匿名指控」，也讓行政體系進入另一個更難以控制風險的階段。 （相關報導： 黃星達觀點：從金鐘獎致詞的90秒看見情緒與認同的關鍵 ｜ 更多文章 ）

是非之外，我們還缺乏什麼？

行政體系原本應是穩定社會的力量，但當制度反覆陷入避責與退縮，問題或許不只在設計本身，也在於我們長期如何理解衝突與責任。長久以來，教育過度強調「是非對錯」的判準，卻較少教人如何理解權力如何運作、資源如何分配、派系如何形成。當個體進入社會，只能以道德分類理解現實，複雜的制度與組織問題，便容易被壓縮為簡單的善惡敘事。

然而，現實運作從來不只是對與錯的選擇，而是在風險、成本與不完全資訊下的判斷。行政決策如此，組織互動如此，公共輿論亦然。若缺乏對結構與風險的理解，人們便難以辨識哪些是制度誘因下的理性退縮，哪些才是真正的惡意。於是，一旦結果不如預期，便迅速落入道德審判；一旦立場不同，便劃分敵我。對錯成為最便捷的工具，卻也成為最粗糙的尺規。

當社會只剩二元標準，衝突就難以被吸收，只能被放大。蔡依林演唱會被解讀為邪教，與其說是道德問題，不如說是文化理解的斷裂；F4演唱會因成員缺席而引發批評，亦反映出人們習慣以結果論斷行動者，而忽略其處境與限制。看不懂，便否定；不符合期待，便歸為錯誤。在這樣的氛圍中，承擔風險的空間自然縮小，因為任何不完美，都可能被放入是非審判的框架。

這種判斷在行政體系亦很明顯。當「錯誤」被無限放大，而「理解脈絡」卻無人關心，個體最安全的選擇便是沉默；若必須表達，匿名成為較低風險的出口。久而久之，理性不再意味著面對問題，而是意味著避免成為問題本身。集體退縮於是形成，並非因為人人冷漠，而是因為承擔的成本過高。

因此，我們真正缺乏的，也許不是更多的道德標準，而是能夠理解結構、辨識風險、容納灰階並願意承擔後果的能力。只有當教育不再只以是非作為唯一衡量標準，而是培養對制度運作與有限理性的理解，個體才可能在面對爭議時，不急於選邊或沉默，而能在不確定中做出負責任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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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社會觀察家，同時為大學教師，近年特別關注社會公正公義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