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的新聞報導受到黨與政府的高度管制，習近平主政後更高唱「媒體姓黨」，外界（甚至是中國人自己）真想看懂中國，往往得藉助來自外媒報導，才有機會弄清其中門道。而長期在中國各地蹲點的外媒記者，不只寫出數千字篇幅的單篇報導，他們甚至集結數年的觀察與訪談，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深度書寫，成為關心中國者得以一窺堂奧的入門磚。
若論其中佼佼者，諸如拿下普立茲調查報導獎的歐逸文（Evan Osnos）寫下《野心中國：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紀錄現代中國人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各種追求；在普林斯頓與牛津主修文學的何偉（Peter Hessler），則以生花妙筆寫下《甲骨文》、《尋路中國》、《奇石：從城市到荒野的另類紀實》等書，描繪一個又一個中國人民的生命故事。
曾以法輪功報導在2001年晉身普立茲獎俱樂部的張彥（Ian Johnson），早在2005年寫下《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講述關於維權律師、上訪農民、還有法輪功學員的遭遇。這些底層人物或者出於利益驅使、或者因為理想召喚，敢於抗爭當權者的不義。
這位現年57歲、已經跑了30多年新聞的老記者，後來對中國的關注焦點轉向常民的宗教信仰。透過長達5年的實地訪查，足跡遍及北京、山西、四川、上海，包括曾任兩岸密使的已故儒學大師南懷瑾、目前失去自由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牧師王怡、內丹師傅、北京進香團的成員，都成為張彥新書裡的主人翁。
張彥去年將他的訪談與觀察集結成書，出版了《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著眼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往往為人所忽略的「宗教復興」。張彥的凝視之處確實過人，因為中國在文革時期真正打倒的絕非只有知識分子或者反動走資派，更重要的是，瘋狂的毛澤東與紅衛兵砸毀了外在的廟宇學校，也幾乎消滅了中國人內心的精神文化遺產。當中國老百姓重新在宗教裡尋找價值與意義，卻仍須面對那個維穩與鞏固政權至上的共產黨政府。
張彥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應邀來台，談到他如何走上一個深度調查記者之路。張彥說，他當年還是菜鳥時，也曾是「主管要他寫什麼、他就寫些什麼」的認分記者。他提到一位當年帶他進門的《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這位新聞人強調「記者不是一門學術的課題、而是一門需要實踐的技藝」、「與其在學校學怎麼當記者，不如到一個好的編輯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