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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觀點投書:重刑不是犯罪治理的萬靈丹

作者指出,我國相關政策或法律的制定非出於理性的系統性設計,目的也並非為了降低犯罪率,而是為迎合社會大眾的期待或紓解民眾的不滿情緒。(示意圖/AlexVan@pixabay)

作者指出,我國相關政策或法律的制定非出於理性的系統性設計,目的也並非為了降低犯罪率,而是為迎合社會大眾的期待或紓解民眾的不滿情緒。(示意圖/AlexVan@pixabay)

近來虐童案頻傳,要求重罰虐童者或不許其假釋的主張似乎已成為社會共識,法務部亦已將加重刑責的修法送至立法院審議。

揆諸我國刑事法規的更迭,每逢社會發生萬眾矚目的犯罪事件,「治亂世用重典」的應報訴求便成為輿論主流,促使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以加重刑罰,或提高受刑人假釋門檻來回應。例如,1997年間發生著名的白曉燕撕票案,殘忍的犯行震驚社會,當時「治亂世用重典」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法務部隨即調高受刑人的假釋門檻,以緩解激憤的民情;又例如2012年間發生「葉少爺」葉冠亨酒駕撞死人事件,震驚社會,立法院在輿論壓力下,隨即於隔年通過加重酒駕刑責之修法。這種刑事政策受社會輿論影響的現象,學者稱之為刑罰民粹主義,1990年代以來,臺灣的刑事政策往刑度提高、假釋門檻調升的重刑化趨勢邁進,就是刑罰民粹主義的體現,因為相關政策或法律的制定非出於理性的系統性設計,目的也並非為了降低犯罪率,而是為迎合社會大眾的期待或紓解民眾的不滿情緒。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新法,減免家暴慣犯的刑罰,俄羅斯每年約有12000人死於家暴(AP)
作者指出,揆諸我國刑事法規的更迭,每逢社會發生萬眾矚目的犯罪事件,「治亂世用重典」的應報訴求便成為輿論主流,促使政府一次又一次地以加重刑罰,或提高受刑人假釋門檻來回應。(AP)

然而,重刑能有效嚇阻犯罪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根據法務部數據統計,近十年來新入監的受刑人中,大約八成有前科紀錄,顯見嚴刑峻罰下,仍未有效嚇阻犯罪人重蹈覆轍。又實證研究也並未證明刑罰的嚴厲性具有降低再犯的功效,反而愈來愈多犯罪學相關領域的研究顯示,與監禁犯罪人相比,協助其重新融入社會,才能真正達到預防再犯的成效。

再者,在社會壓力下倉促完成的重刑化立法,不僅將大量犯罪人送進監獄,也延長其隔離社會的時間,如此一來,大幅加劇監獄行政管理上的負擔,導致監獄戒護人力嚴重不足,根據筆者之前服務於監所的經驗,一名戒護人員所需管理的受刑人數量,少則數十人,多則達上百人左右,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因身心不堪負荷而離去者所在多有,長期人力不足的惡性循環下,監獄連日常的管理運作都快成問題,嚇阻或矯治的功能更幾近癱瘓。

德國刑法學家李斯特曾有名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治理犯罪不能僅靠刑罰,藉由整合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的資源,擬定完善的預防與矯治對策並據以執行,才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長治久安之計。

*作者為前監獄教誨人員,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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