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分朝野黨派的立委提案、連署欲修改《刑法》假釋門檻規定，放寬部分受刑人申請假釋條件：將既有有期徒刑服刑餘二分之一刑期之規定，下修為執行刑期逾三分之一即可申請。由於社會對於下修假釋門檻一般觀感不佳，也使大多數民眾不去理會提案立委急欲解釋，該門檻下修尚有「初犯且再犯率低之罪」之申請受刑人要件，更無法讓社會理性去思考當前面對的獄政問題。
公共政策是門藝術，一個公共政策所需考量的每個面向環環相扣，也就是常為人道的「牽一髮動全身」。部份重大公共政策所欲解決的，是整體政治社群此時共同面臨的公共問題；解決問題的政策套案設計，牽繫不僅是政策利害關係人直接利益，更間接呈現並影響著當前政治社群反映出的價值排序，因此，重大公共政策總是引起諸多討論與爭議。
不過，如果一個事件與政策修改僅引發外界局部性問題思考，或只是淪為反射式情緒反應，對於整個政治社群而言，可能就沒有把握住全面性（holistic）、理性檢討與反思公共問題的機會。本文不企圖直接提出下修刑法假釋門檻的優劣良窳，而是希望帶給讀者更廣的視野、不同的思路，可以更全面性思考其突顯的公共問題，以及觀察到政府目前的一些作法，再去做出通盤的評價。
讓我們暫且擱置一看到下修假釋門檻規定的情緒反應，回到最原點思考目前面臨的獄政問題：總體監獄收治能量不足。根據矯正署資料統計，目前全台灣60個監所的核定收治能量是5萬6千餘人，但實際收治人數高達6萬1千多人，超收狀況遍佈於30個間所，超收率達7.7%；法務部在去年三月提出四年內達到零超收的積極宣示，而當前顯然正在積極推動。
或許對一般民眾來說，對待犯罪者最基本的處置就是將之社會隔離並懲罰，進一步思考者或考慮到監獄的矯治功能是否有效，而對於犯罪者在監獄的人權問題就少為人在意。不過，受刑人也是國民，即便其犯行令人反感厭惡，我們仍應該期待政府保障國民基本人權。另外，監獄人滿為患的確有損我國國際形象：猶記得此前無法順利引渡酒駕撞死送報生並潛逃回英的英商林克穎，當時也引起台灣社會嘩然；而英國法院一度正是以「台灣監獄擁擠、沒有人權」為由拒絕台灣引渡請求。
監獄人滿為患是公共問題，不過該降低假釋門檻的提案，並非唯一邏輯的可能解。為求簡明討論，姑且刻意簡化；最基本解決目前監獄人滿為患的思路，不是「增加收治能量」，就是在收治能量不變（或短期不變）情況下「節源」（減少潛在受刑人數量）、「開流」（增加受刑人離開監所的可能）。
「增加收治能量」的阻力可不小，畢竟監獄設施屬於鄰避（NIBY）設施，興建監獄不僅是筆鉅額預算，也容易受當地或該鄰近地區居民反對。目前的增加收治能量多採取在既有設施中進行擴建、改建工程的改善。 （相關報導： 劉昌坪專欄：獄政問題不解決，司法改革將前功盡棄 ｜ 更多文章 ）
另一方面，在短期間收治能量不變下，就「節源」面，也就是減少潛在受刑人數量，最理想狀況當然是降低社會犯罪情事，直接減少受刑人可能。不過這樣想法明顯過度天真，真正落實牽涉面更廣；比較可能的務實作法，也是法界實務比較常見，即是涉輕罪者緩起訴或改服社會勞動，以及以罰金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