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判決：無罪釋放高瑜。
——這是我對中國的一個夢。為了這個夢，在判決前，我沒有與人討論案件二審的可能情形，也謝絕了對媒體發表對案情的看法。
假如是這個符合法理結果，不只是我的夢變成了現實，很多中國人的夢也變成了現實，一系列的奇蹟便會在中國出現，一個輝煌的時代就可能降臨。
然而，這終究只是一個白日夢。奇蹟並沒有在現實中發生。
2015年11月26日，北京法院真實的判決是：高瑜的刑期從七年改為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因為考慮到重病在身，被告又認罪悔罪，暫時改為監外執行。
判決
這當然比最糟糕的結果好了許多，至少高瑜可以回到家中自設監房，可以與她的愛子生活在一起，律師、親友和國際人權組織多少得到些安慰，辯護與營救總算有了好一點的結果……雖然大家都明白，這個判決其實只是將捅你七刀改為捅五刀。感謝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之類的贊語，也就沒有人說得出口。
急切為此粉飾的人，將這個判決宣傳為「雙贏」。但是，各自又贏在什麼地方呢？是政府成功地利用電視台、利用法庭羞辱了一位勇敢的記者，並且使她在幾年之內不能發表文章？是政府利用了高瑜案，震懾了那些也想獨立思考、妄議朝綱的記者作家們？還是三次入獄、不斷蒙冤，煉就了這位中國最勇敢記者的英名，使高瑜贏得了更多的尊敬？還是慶幸可以拖著重病的罪身，不必在冰冷的牢房迎新年？
這種錯亂的解讀可以用來理解今天中國錯亂的司法，從而可以找到這個國家錯亂的根源。
這一切的開始可能是來自某位領導隨意的一句話，然後變成了一個求功、獻媚者在文件上的批示，很快便成了警察們的行動。即使他們一直在監視高瑜的行動，也一直在偷窺高瑜的電腦，但是從小偷變回警察，還是有忍不住的亢奮。
只是結果沒法讓他們立功：電腦中並沒有將所謂中央文件傳輸到明鏡媒體的物理證據。即使他們誘騙、威迫高瑜認罪，並命令中央電視台予以示眾，這個案件卻永遠沒有擁有成案的構件：證據。
之所以沒有這個證據，是我的證詞已經說明了的：《明鏡月刊》所刊的中央文件，原本就不是來自高瑜。
北京的法院判決書中，比較平實地描述了明鏡媒體和我個人，並沒有將我們戴上「境外間諜機構」、「反動組織」的帽子，相信他們是作了細緻的取證。這個實事求是的細節，可以視為中國司法的進步嗎？然而，他們一個更關鍵的缺失，又打掉了我對中國司法的基本信任：他們為什麼不向我本人取證呢？向最關鍵證人取證，這可是這個案件的最必要、最重要環節呀。
證詞
北京的法院從來沒有找過我。我決定主動獻上證詞，並且經過了美國三級官方認證，證明毫無疑問來自我的合法文件。然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連文件內容都不看，便拒絕認證。責任當然不在一個最底層的辦事員身上，卻顯示了中國外交官毫無最基本的法律常識，公證境外人員的證詞應是他們的必須履行的工作職責，無關內容。或是，中國的法院從來沒有知會過外交部？ （相關報導： 中國記者高瑜改判五年 監外執行 ｜ 更多文章 ）
可問題是，北京的法院卻以沒有中國駐外機構的公證而不接受我的證詞。即使哭笑不得，在我看來還是必須嚴肅對待的事。為了更有力證實我的證詞之有效，我口述證詞予以錄影，配上相應文字，再在美國執業律師李進進博士的幫助下，再請美國三級官方認證，並委託高瑜的律師呈交北京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