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次有朋友轉告我，說高瑜曾笑著問他們：「大家都說我和茉莉相像，是嗎？」雖然高瑜和我同是「八九」入獄的女人，但我們卻至今仍無緣相見相識。從認識我們兩個的朋友那裡獲知，高瑜和我確實有相似之處，都長著大臉龐，性格都有一點傻大姐。
流亡在自由而安全的北歐，我對留在國內頑強抗爭的高瑜，對她一而再、再而三陷獄的命運，充滿了一種姐妹般的憂心與關注。我欽佩她那無與倫比的勇氣，自愧遠不如她，因此總是要追問：高瑜的這種勇氣來自何處？在眾人退縮的時候，為什她能如此堅定不移地捍衛自己的信念，平靜地接受命運？對這樣一個始終站立著、大寫而高貴的人，一個為社會做出很大貢獻的人，難道連綿不斷的厄運就是對她的報答？
◎ 如天外來人勇敢守護公民知情權
身為中國人，我們已經默認了一位西方傳教士對我們這個民族的評價：「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然而，高瑜卻仿佛是天外來人，她身上奇異地存在著中國人最稀缺的品質：勇敢而正直，她就以這種罕見的品性，為中國公眾守護真實和知情權。
自一九八九年至今，高瑜已是三次入獄了。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早上，在大屠殺的前一天，積極活動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否定戒嚴的高瑜，在上班路上被秘密綁架。第二次是1993年10月2日，她被當局以莫須有的「洩露國家機密」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六年。第三次就是最近，4月17日，高瑜被北京當局以「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重判7年。
每一次被判刑，高瑜的罪名都和「洩密」有關。但每一次律師發表辯護詞，都義正辭嚴地指出：判決不公，高瑜所涉及的檔不屬國家機密，完全沒有社會危害性。但無論律師的辯護如何有理有據，無論洩密的指控如何荒謬，高瑜還是一次又一次地，被那個野蠻踐踏新聞自由與人權的政權監禁了。
其實高瑜只是做了她應該做的事情：做一個忠於職守的新聞記者，堅持報導真實。1993年，她只是摘抄了江澤民等人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寫了文章在境外發表。最近這一次她被控為境外中文網站提供中共內部檔，那個「七不講」檔的內容是：不要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
這些檔只是涉及中共中央關於意識形態的做法，它們不但不是什麼“國家機密”，而且是屬於公民有權知道的資訊。知情權（Right to know）是公民的一種政治權利，按照中國憲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所有公民對於國家的重要決策、政府的重要事務，以及執政黨在意識形態上的新變化，都有瞭解和知悉的權利。知情權是監督公共權力的有效手段，是保護公民自身利益的需要。
◎ 東西方哲學解釋高瑜勇氣來源
勇敢，是人面對痛苦、風險、不確定和威脅的能力。儘管倫理學一般都把「勇氣」視為德行，但中國法家代表人物韓非子在談勇氣的來源時，說出了另一番見解：「只要是利益所在，人們就渾然忘卻自己的嫌惡，害怕，而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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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韓非子的觀點做例證的，眼前就有一個典型。就在高瑜被判刑的同時，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周永康於4月3日被當局正式起訴。周被指控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等罪名。
像這樣在利益面前充滿巧取豪奪巨大「勇氣」的政府官員，在當今中國如過江之鯽。盛傳馬克思曾說過一句這樣的話：「如果能獲得300%的利潤，資本家就敢冒被殺頭的危險。」在中國貪官污吏涉足腐敗的驚人規模面前，西方資本家的冒險精神簡直不值一提。
而高瑜的勇氣卻完全與利益無關，它來自另一個價值系統，屬於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得所論述的「善意志」，即好的動機。康得認為勇氣屬於人的自然稟賦，但也是人趨善避惡的自由選擇。因為人確信能夠達到至善，勇氣才被極大地激勵出來。
能給高瑜非凡的勇氣提供來源說明的，還有中國思想家老子的論斷：「慈故能勇」 （《道德經》）。東方西方都有共同的智慧，老子認為勇氣源於仁慈，他的觀點與康得的善意志基本相似。
為什麼說高瑜的勇敢來自她的仁慈，體現了善意志呢？我們可以從高瑜在六四以後對中國政治經濟問題所做出的一系列新聞報導來看。按照康得的理論，一個具有善意志的人會選擇為義務而行動。高瑜相信報導中國的真相是她的道德義務，選擇這個行動是對中國公眾有益的，她因此毫不猶豫地去做公正誠實的報導。
她不是不知道危險，她只是為了道德義務頂著危險前行。在一個充滿謊言和怯懦的時代，高瑜躋身于世界女性英雄的行列，兩次獲得國際婦女媒體基金會的「新聞勇氣獎」，她獲得的獎項還有「自由金筆獎」和無國界記者新聞獎。在她身上，體現的是人類不屈服於強權的尊嚴。
◎ 命運會偏愛那些勇敢者嗎？
「專制政體病菌」毒害了整個中國社會，一批批的勇者、義者被趕盡殺絕，人們普遍變得冷漠被動、恐懼無助只求自保，對權勢者唯命是從。像高瑜這樣勇敢的人，在中國已經是快要絕跡的珍稀動物。
然而，命運是如何對待如此優秀的人呢？我們知道的是，高瑜長期過著清貧拮据的生活，近年來她的丈夫病逝，兒子失業，自己到了古稀之年，身患高血壓、心臟病等多種疾病，還再次陷入囹圄遭受磨難。連綿不斷的厄運追著高瑜，她似乎就像古希臘悲劇所描寫的：「人不是因其缺點而是因其優點而被拖入更大的悲劇之中。」這令我感到困惑和絕望：為什麼最勇敢者往往成為最不幸者？
就在高瑜被判刑這個四月，著名六四學生領袖熊焱的母親處於彌留之際，為回國探母熊焱在香港被拒入境，只能在海外大聲疾呼。而我這個同樣有國有家不能歸的流亡者，也在遙遠的北歐點燃蠟燭，追憶悼念剛在家鄉湖南逝世的老父親。正是父親的去世，讓我意識到，是我們這一代面對死神的時候了。
意識到自己也要面對死神，我對高瑜的命運就容易理解多了。正如契訶夫所說：「我們只有生活一回的機會。人需要勇敢地過他的生活，過得清醒，過得美。人要做強有力的、獨立的、高尚的人。」一句話，向死而生。
難道命運沒有偏愛和報答高瑜這樣的人嗎？比起那些營營苟苟只知謀私利的人，高瑜活得多麼自由而生動，多麼坦蕩與磊落！她從容而平靜地接受命運，當局只能關押她，卻不能讓她屈服。難道命運沒有給高瑜幸福嗎？她得到的不是凡俗平庸的幸福，而是亞里斯多德在《倫理學》界定的幸福：一種與美德相一致的行動。美德的報償就是美德本身！
不信神靈的作惡者逃不掉歷史的審判。那些迫害高瑜的中國專制統治者，他們殘酷的惡行會留在史冊上，被今人和後人痛恨唾駡。而高瑜，人們會永遠銘記她閃閃發光的品質---真誠、勇敢、忠實，仁慈，以及她熱愛人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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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15年5月號／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