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川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其在外交與內政上的一系列政策產出使得美國成為當下國際形勢變遷的最大不確定因素，也造致美國形象同他過去本身的「決裂」，這被稱為「川普轉折」。
轉折突出表徵在美國的外交面向上，即其匪夷所思的「親俄遠歐」政策，一方面不惜以犧牲自身道義信用為代價大幅向俄國妥協，謀求俄烏戰場的快速停火，乃至參與「瓜分」盟邦烏克蘭，另一方面則對傳統的「跨大西洋聯盟」態度相當輕率，直言「歐盟成立的宗旨就是為對付美國」，並揚起「關稅大棒」以解決逆差問題，引動出國際形勢的劇烈變遷。
在內政面向上，在川普授意下馬斯克推進的政府機構改革，則儼然可視為一次「重組」，系對舊有文官階層的一次「大清洗」。美國自19世紀《彭德爾頓法》所確立的文官中立傳統遂受到嚴重衝擊，有意見指出該改革系向政黨分肥「惡習」的迴歸。
如何看待此「川普轉折」現象，多數意見將其歸結於川普個人，即其慕強、固執且善交易、好交易的人格特質。因其慕強，因而對俄國的強勢領袖普京有惺惺相惜之感，並對軟弱、鬆散的歐洲不具好感；因其喜好交易，其調停俄烏戰爭的舉措又被視為一種「聯俄制中」的「大棋局」，而其對歐洲的關稅政策也即達成交易前的極限施壓手段；又因其固執，故而其授意的政府改革不過是對舊政治對手及其深層聯盟的報復清算。此種詮釋有其合理可洽的邏輯，但川普現象重要的並非川普個人的領導特質，而是川普勝選背後的多數美國選民意志；與其歸因於川普的個人特質，莫不如將此還原為一種美國當下的多數國民情緒：與過去「決裂」、顛覆一切建制、而近乎狂迷色彩的多數國民心態，實際上，這是美國國內正在進行的文化內戰。
文化內戰在本質上關乎認同，在此基礎上「分清敵友、堅決鬥爭」。在認同層面上，正如少數意見所指出，普京等政治強人正是川普派所認同之「我」，當下歐洲諸多建制派執政力量恰是其所認同之「敵」，正如美國副總統萬斯在歐洲的「直抒胸臆」；至於文官中立所表徵的自19世紀末所開啟的「現代自由主義化」脈絡，則為其勠力欲求打倒的「靶矢」。川普毫不掩飾地多次表達對美國左翼「覺醒運動」的敵意，其對美國基督教傳統的捍衛與普京對東正教傳統的保衛系同脈而出，而其「文化內戰」的針對方，不止是全球化以降民主黨執政傳統同全球化議程、全球移民、世俗主義、多元主義的綁定，而須上溯去19 世紀末美國開啟的「現代自由主義化」進程，是美國國內「經典自由主義」傳統一次「遲到」的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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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的張力
文化內戰之所以稱之為內戰，不光系由於戰場主要限於美國國內，亦在於其導源於自由主義傳統的歷史張力。自由主義系以個人自由為神聖辯護對象，而關於自由的尺度問題，即個人之自由可以行使到何種邊界的探討，經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密爾曾經給出了邏輯完備的證明，即群己權利界限標準：一個人可當享有的自由權限，應以不妨礙其他人可享有同等同量的自由權限為界，同義則是，一個人的自由不應干涉到其他人的自由，並在此基礎上組織政府權力。此種自由主義理念在歷史中是具有正當性的在場，其以一個人自由地支配自身的身心而不涉及公域作為價值標準，對照前現代價值對一切私域的介入與束縛，這無疑對後者一次否定與超越。在此基礎上，便生髮出「最小政府」與「傳統紐帶」的概念，因個人自由神聖不可侵犯，政府的權力便需有限乃至最小，而欲求在散亂的個人自由聯結中組織社會共同體，需依賴傳統價值的黏合力量。
經典自由主義在歷史場合中遭到現代自由主義敘事的挑戰，後者則訴求將人對自身身心之自由支配推展到公域，訴求一種自我意志與少數文化被承認、被尊重、被接納的權利，它訴求的不單單是自我意志展示的「可見性」，更強調此種自我展示的「被肯定性」，在此基礎上又助推公權力作為支持性力量的膨脹。一個人自我意志的展示，其成功在邏輯上不僅僅繫於單純的展示行為，更重要的是訴求此種展示被他者加以肯定與接納，而這實際上將自由的實現與公域對其的接納加以綁定，並對傳統自由主義理念的群己權利界限標準發起嚴峻的挑戰。
一個以社會與他者的承認與接納作為定義的自由，明顯不能自囿於自我的私域，而是深深介入社會公域中，傳統自由主義基於公私域而分之互不干擾的個人自由觀便遭到嚴峻挑戰。自由的概念便從自我私域對公域的防禦，擴展到當下對公域與他者私域的介入，構成一種時代性的新命題，其所引發的爭議也是難免的。當少數意志的自我展示屢屢侵犯到多數的自我私域，而其「被肯定」所依賴的公權力也愈發壯大、臃腫時，社會所潛藏的不滿與怨憤始終暗流湧動，因在邏輯與現實性上，它業已深深介入了所有社會成員的私域自由空間，並顛覆了保守派對公域與公權力的傳統想象。
威權式自由的可能
川普發起的文化內戰，即美國向經典自由主義的極致迴歸，一方面，為了「傳統紐帶」，川普對基督教保守派的支持有逾越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嫌疑；另一方面，為了「最小政府」，川普不惜將整個文官集團打包成「敵人」加以「清洗」；並對現代自由主義之「少數意志展示」展開一系列嚴厲打壓，而在國際上則是同保守派強人領袖站在同一條文化戰壕內。但川普旨在向經典自由主義的迴歸，又有引導美國走向「威權式自由」的可能。
經典自由主義與現代自由主義固然在自由的尺度，以及政府介入的程度上有不同理解，但其均分享一廣義自由主義脈絡的內核：個人自由在價值位階上高於政府的公權力，後者只能為個人自由服務，或是被視為全然惡性而不加使用，如經典自由主義；或者被視為可利用對象加以審慎使用，如現代自由主義以公權力作為「少數意志展示」的支持性力量。二者均沒有將一種主要帶有否決性質的公權力行使加以正當化，而公權力如果作為一種否決性力量加以行使，會輕易打破一系列對權力應有的限制架構，並終將顛覆憲政框架，最終摧毀「所有人的自由」。「川普轉折」有此可能傾向，即在川普基於多數意志運用公權力對一切建制性傳統或框架大加「解構」時，或許會最終顛覆憲制框架所規範的基本自由，以自由為名義最終走向威權。
多數選民的力量是強大的，但無論其訴求的目標是否為自由，它在性質上當同義於「民主」；自由可有多種面貌，但其在基本面上應近義於「憲政」，還原為一個穩定架構約束下的權力狀態，而在此前提下確保多數人的自由。「民主」的力量，一旦過強即會發起對「憲政」的衝擊，最終威脅到所有人的基本「自由」，而無論該力量是否以自由為宣傳目的。令人憂懼的是，「川普轉折」在「民主」力量的加持下，有朝「民粹」演變的可能。即作為多數人意志的代表或化身，以「迴歸自由」為藉口，堂而皇之地摧毀少數人的自由，並最終顛覆基本自由的憲政框架，樹立起川普本人的「神像」。此種威權式自由是自由主義更大的威脅，其可能以「經典自由主義的迴歸」為名義，將美國最終帶入威權，摧毀所有人的基本自由。
對自由主義的反思
某種程度上言，美國當下正在進行的文化內戰即「自由反對自由」，而其最壞可能，系以自由為名最終走向「威權式自由」，這並非一種良性的政治現象。究其困境，或在於世人近代以來對自由的理解同公權力的形使業已深度綁定，或是如現代自由主義藉助公權力「實現自由」，將對個人私域的侵犯正當化；或如「川普轉折」用公權力「重建自由」，卻有邁入威權的風險；實際上，這均是一種外向型自由的視角，而缺乏內省的維度。另有一種內省的自由維度，一方面將對社會的強制降到最小，既拒斥政府的介入，也無需政府的過多支持；另一方面又內涵一種倫理性的自足，在適度的倫理張力中達致自我內心的自洽、自足與自由，此可以從古代中國的哲學思考中汲取智慧，或許也是自由主義前景的解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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