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大選後，兩岸雖然沒有兵凶戰危，但是縈繞台灣的不確定性依然揮之不去。例如，川普當選會怎樣？中國經濟能否回穩？台灣何時才能恢復成長？這些不確定性製造焦慮和不安，而且明日才會發生的事，今天就開始影響經濟。
如何影響，又怎樣影響？美國聯準會前主席也是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柏南克（Ben S. Bernanke）早年在史丹福大學教書時，即曾分析不確定性之下的投資行為（“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83）；而自號「臥底經濟學家」的哈福特（Tim Harford）亦曾於其專欄中討論此問題，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項結論是：不確定性會讓投資澈底窒息。
現即以一個數例說明柏南克的理論：想像有一個擴大產能的投資計畫，投資成本是50億（美元，下文同），至於投資的回報則視美中關係而定。如果美中關係好轉，事屬「有利情勢」，此項投資將創造150億的回報（扣除成本50億後，利潤為100億）；反之，如果美中關係惡化，事屬「不利情勢」，這項投資的前景黯淡只能帶來30億的回報（扣除成本50億後，將損失20億）。請問這家廠商該不該投資擴廠？
一般人可能會這樣思考：如果知道美中關係出現「有利情勢」的機率，就能算出投資擴廠的期望值。期望值若大於擴廠成本（50億）就可以投資，期望值若低於50億，因為賠錢所以不投資。而且投資與否一經決定，便可以立即行動，毋需等待。
這是一個理論上正確，卻與現實嚴重脫節的答案。因為有誰知道美中關係變好的機率是多少，如果不知道機率，期望值又怎麼算得出來？這項關鍵，點出了風險（risk）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差異：風險是知道機率的未知，例如擲骰子；而不確定性則是不知道機率的不明，例如川普當選的可能性。由於美中關係不是擲骰子，所以不是風險事件，而是不確定性。
面對不確定性如何投資？柏南克說：如果能等待，而且等待的機會成本很小，投資者就會等到水落石出，待不確定性因素消失後再做決定。在此新模式下，投資者的選擇變成：一、不確定性消失後，如果出現「有利情勢」就投資，這樣可以賺100億；二、如果出現「不利情勢」就不投資，這樣保證不會賠。很明顯地，等待比立即下決定好，因為除了絕對不會賠之外，還有機會賺100億。
主計總處最近公布2023年經濟成長率為1.4%，創14年之新低。原因是資本形成（包含政府、公營與民間固定投資以及存貨變動）負成長9.97%所致。其實我國投資從2021年第4季就急遽衰退，成長率從31.36%一路下滑至去年第4季的負成長8.68%。
此外，從營建數據也可以一窺購屋置產和工商發展的頹勢。台灣去年住宅、工業、辦公室建照的核發數量全面減少，負成長率分別為19%、17%、6%。其中，工業廠房興建面積從260萬坪下降到215萬坪，減少了45萬坪，請問經濟如何成長？
事實上，投資之所以銳減並非資金缺乏所致，因為主計總處估計今年的超額儲蓄將達3.7兆元，連續第五年超過3兆元大關。台灣錢淹腳目所言不虛，不過企業對實質投資卻裹足不前，只對金融投資顯現熱情，於是閒錢大量湧進股市，使得大盤去年創下26.7%的漲幅，在全球主要股市中，僅次於Nasdaq和日本。
台股好，當然好，但是台灣如果「資金充沛、股市興隆卻資本匱乏」，豈是一個永續經營的國家。因此，一個LKK的議題「政府如何促進投資」，便成為當前最重要的經濟政策。
對於促進投資，許多財經學者建議政府可以將資金引導至氣候變遷、地球暖化、淨零科技、數位轉型等趨勢上，抑或發展人工智慧、互聯網、量子電腦、低軌道衛星、太空科技、精準醫療等前瞻科技。殊不知，企業絕對比政府更懂得趨勢也更瞭解科技及創新，那需政府指畫投資方向。況且創新是否有成、研發能否成功，其不確定性本來就很高，現若於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上，再增加創新與研發的不確定性，實乃雪上加霜，如果沒有恰當的經濟政策幫推，對於促進投資可能沒有助益。
另有財金專家從資本市場著眼，建議政府放寬上市門檻，獎勵創新和研發。於是證交所鬆綁創新板在發行面及交易面的規定，寬鬆申請上市的資本額限制，降低合格投資人的資格，一心提供便利的籌資環境，以鼓勵資本家奮勇向前。
這項政策有效嗎？柏南克認為無效。因為以前文之例為例，如果將150億的投資回報（「有利情勢」下的回報）提高10億（創新成功後被獎勵上市，可以印股票換鈔票的額外報酬）使之達到160億，結果並不會改變投資者想要繼續觀望的動機，窒息的投資照樣呼吸不到空氣。
由於上述獎勵措施是錦上添花之舉，結果欠佳，那麼如果改採雪中送炭政策，結果會怎樣？例如政府宣布：提供20億給投資擴廠的廠商，將來如果出現「不利情勢」，20億全部賠光也不用還；反之，如果出現「有利情勢」，除了要還政府20億之外，還要回饋60億的紅利給國家。
在此政策下，企業非但不會賠（賠的算政府的），而且還有機會賺40億（投資回報150億，扣除成本50億後，賺100億，國家分紅60億，尚餘40億），所以投資者願意擴廠，不再觀望。換言之，政府如果願意與企業「共苦」（分攤投資失利的損失），企業便願意和國家「同甘」（分紅給國家），而且投資不會延宕。
張忠謀創辦台積電時，政府投資入股。設若創業失敗，政府投入的股本將一去不返，不過創辦人也不必扛債。即因如此，所以張忠謀勇於創業；36年後，台積電的營收在去年首度超越英特爾和三星電子，變成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政府當年的這筆股權投資，讓國家至今分紅不斷，金額令人咋舌，至於台灣的國際地位也因為台積電的威名和能力而繼續攀升中。
設若當年政府不是投資入股，而是提供創業貸款給台積電，創辦人對這筆貸款就必須負起連帶保證責任，萬一創業失敗，公司破產便罷，創辦人還得負擔債務痛苦一生。在此情況下，相信張忠謀也不會有冒險創業的意願，而台灣也就不會有這一座護國神山了。由此可見，「共苦」在先，才有台積電，也才有「同甘」於後的豐收。
實例二：國安基金提供免費賣權（put），促進股市蓬勃發展。
當股市因國安問題而失序下跌時，國安基金依法可以進場護盤以阻止股票進一步下跌，其效果無異於提供免費的賣權給台股投資人。即因有此賣權的保障，保證股票崩跌時，市場上仍有買盤，才能促使原本擔心地緣政治而不進場的投資人甘願進場，最終促成股市的蓬勃發展。
國安基金是舉世無雙的制度，也是安定台灣資本市場的傑出設計。基金在股市下跌時買入股票與投資人「共苦」，在股市恢復正常時賣出持股而獲利與投資人「同甘」。「共苦同甘」政策對於促進投資的效果不可磨滅。
當然，這兩個成功的例子都是建立在善意與大公無私的心志上才能竟功，如果，欠缺善意與大公思想，共苦就很容易成為混水摸魚圖利私我的捷徑，畢竟，共苦能走到同甘的比例是很低。但是只要公部門能落實共苦審核，那麼，現在用政府的肩膀扛起國家新興企業，將會是台灣美好未來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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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台灣金聯董事長，曾任行政院副院長、國安基金主委，證交所董事長、金管會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