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俊華觀點：從稀少的遊客到被迫流亡

記得我在德國勤工儉學的時期，做了幾年的德國旅行社旅遊團的領隊。走了不少國家。頭一個國家就是中國。那時四川剛建起第一條高速公路，大概為了趕速度，沒經驗，忘了建休息站和廁所，而當時的大巴裡面也沒有廁所，弄得我這個當領隊的好不尷尬。但即便這樣，那時德國來中國的遊客很多很多，可謂有一種「中國熱」。

每次，我帶一個團的人至少有30來個。就這樣，我業走遍了中國不少美好河山，相比其他國家譬如俄羅斯。世界上，像中國這樣一個旅遊資源的無比豐富的國家，應該說也算數一數二的。而這本身就是一筆重要的財富。

過了40年後的中國，盡管經濟似乎是發展了不少， 旅遊業的基礎設施大大完善，但沒想到，中國目前卻正愁著沒有遊客來。根據中國旅遊研究院發布的報告，2023年，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中國大陸的人次已恢復到2019年的81%，但外國人出入境人次僅恢復到36%。其中，商務等剛性需求市場的恢復顯著快於觀光休閒，而全中國旅行社去年接待入境遊客人數還不到2019年的一成。 當然，2023年，港澳台居民出入境人次已恢復到2019年的81%，這基本上還是得益於大港灣區的「一小時生活圈」的建立。 但他們畢竟不少人不是來全國旅遊的，加之現在國內民眾自己的消費能力削減了不少，所以，現在中國不少高級酒店生意不好也就不足為怪了。

相比之下，靠中國不遠的日本的情景正好相反。日本的旅遊業已經早已恢復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而在日本東京，市民正為過多的外國遊客，尤其是那些不守規則的遊客抱怨犯愁。

旅遊與對中國的印象

中國官方不是不知道為什麼來中國的境外遊客少的原因。但問題是官方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況的決心和勇氣。

一般來看，來中國的遊客人數少，可分成幾個原因。 首先是最近幾年來帶來的後遺症：由於習近平錯誤地估計了世界格局，把自己的殘酷的清零政策看成是世界上唯一有效的方法，同時還力圖把新冠來源歸責於西方國家。疫情形成了難以想象的信息鴻溝和不信任。上海本來是個「老外」聚集的地方，而現在，不少當年靠老外熱鬧起來的街區，通過中國這種殘酷的「清零」政策，把人家都嚇回去了。而且，幾年來，中國對不少國家使用的經濟和政治威嚇手段，致使那些國家的民眾自然對中國政府產生不良影響。

另外一個因素也是政治方面的。中國政府現在抓間諜特別帶勁，或者由於各種莫名其妙的原因，不僅把多年在中國工作的老外抓了，也抓了不少原來在中國出身的人。最近被判死緩的澳大利亞籍華裔作家楊恆均一案也是政治威嚇的一例。 盡管在此案背後，隱藏著中國安全部門一種明顯處理「背叛者」的動機，但是被國外的人們看來，這個政府顯得如此殘酷、缺乏常理。 （相關報導： 蘇曉康專文：甲午還會重演嗎？ ｜ 更多文章 ）

這樣，各國對中國的印象不好也就是必然的結果了。日本內閣辦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日本民眾對中國的不友好感從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韓國年輕人對中國的興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而整個西方國家民眾對中國印象的降低直接影響了他們去中國的願望。

寬容是一個國家財富的來源

再回想我當德國旅遊團領隊的工作，那時中國的基礎設施遠不如今天那麼好，但來中國的遊客絡繹不絕。而當時鄧小平領導的當局，並沒有像今天的習近平那樣刻意地去「把中國的故事講好」。 相反，記得鄧小平說過 「…中國對外開放，（會造成）更多的蒼蠅會飛進來，但…開放，對中國來說只會有益而無害。」 因此，不必大驚小怪。 而當時中國政治控制，遠不如今天到處都數碼化的、攝像機化的那樣「寸步難行」。正是這種寬容的態度，才使得到中國的遊客客源不斷。

當初的寬容，也體現在學術研究。80年代和90年代，是中國的學界的內部是1949以來思想最活躍的時期，而且那時對國外的學者不同意見，照樣能一視同仁，用開放的心態面對。而現在，一旦在國外的某個學者或者某個學術機構不討中國戰狼的喜歡，那就被列上黑名單。記得我在上海交大工作時，本來安排好一個學術交流會，但突然作為主講人，即一個德國的研究中國互聯網的女性學者，因使館拒絕發簽證，不得不臨時取消。最近，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y of Basel）歐洲全球研究中心的拉爾夫·韋伯教授（Ralph Weber）也就去中國遊客少的現象指出，因為他做的研究涵蓋中國政府如何透過統一戰線宣傳、影響外國政治。而小心眼的中國當局對其研究顯示出不滿，於是，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還專門對他的研究表達抗議。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學術寬容不僅對學術研究有利，而且也直接影響著旅遊業。這時因為，像拉爾夫·韋伯這樣一個大學教授，他能影響不少學生。而對任何一個旅遊業的國家來說，年輕的學生是一個重要來源，因為他們的好奇心最大、旅遊的熱情最大。而且，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來說，做所謂的「田野工作」是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不少只會「講好中國故事」的人，並非會這樣做。 「田野工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會對旅遊業帶來好處。

被迫流亡的華人

記得政治學者吳國光教授說過，他現在是處於一種「被迫流亡」或者說是「接近流亡」(quasi exil) 的生活。這時因為，盡管他並不是個所謂的反對派（Dissident），而且中國當局也沒有對他有任何公開禁止入境的表述， 但由於中國當局在國內制造的氣氛，使得像他那樣有批判性的學者，如果回到中國，不得不擔心， 官方是否會讓其失蹤，因為類似的事情已有先例。

任教於波士頓大學創意寫作中心的、著名美籍華裔作家哈金（原名金雪飛），則因對台灣問題提出了純碎是個人的看法，便使得中國官方懷恨在心，以至於他想探望父母時，無法獲得去中國的簽證，從而無法踏上出生的故土。鑑於自改革開放以來如此多的華人從中國遷移至他國，回家鄉看看、旅遊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了，但就是因為中共當局不寬容，使得不少人被迫選擇「流亡」。這樣，回家旅遊探親的頻率也肯定不如以前高了。

技術上的障礙

當然，影響客源的還有技術層面上問題，而有些技術問題，最終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的社會現在靠著數碼化，把整個國家管理體系弄成了「數碼列寧主義」，即數碼化成了唯一存在的途徑。這樣，來自於多樣化的國家的人，一到中國，最大的不便就是境外的信用卡在中國寸步難行，而中國的微信支付或支付寶都需要用中國國內的微信賬戶才能安裝。而且沒有中國國內的手機號碼，連出租車都沒法叫。這在威權主義下的民眾認為的方便，倒成了旅遊業的障礙。

目前中國為了振興旅遊業，中國當局對不少國家提供了免簽的方便。但旅遊業是否因為對幾個國家的免簽而振興起來呢？這裡如果上面提及一系列問題不得到全面的解決的話，即便中國的玻璃門開的怎麼大，還是很難會達到預期的效果。對中國當局來說，是該向1989前的鄧小平，或者是南巡以後的鄧小平學習的時候了。 （相關報導： 蘇曉康專文：甲午還會重演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余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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