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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兩所製造共產幹部的大學:《留俄回憶錄》選摘(1)

一九二五—二六年所去的留俄學生,大多數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國民黨清黨以後,幸能全生、來到臺灣者,屈指計之總共不過六十人左右。圖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取自維基百科)

一九二五—二六年所去的留俄學生,大多數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國民黨清黨以後,幸能全生、來到臺灣者,屈指計之總共不過六十人左右。圖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取自維基百科)

共產國際認為發展東方各國革命而為共產革命,主要的先決條件在製造東方各國共產的幹部。一九二○年以後,在莫斯科因有一所專門培植東方各國共產黨員的「東方大學」(應稱東方勞動大學,命名史達林,簡稱「東大」)出現。校址是普斯金街附近一棟四層樓的大廈,相當宏偉。校長蘇勉斯基,在俄國共產黨中,雖不占重要地位,卻是一個具有野心的人物。學生的來源,都是由東方各國共產黨保送的,自然多是其黨員和團員。因為當時東方各國共黨組織尚未發展,不易找得黨團員,非黨團員只要思想能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人,欲列門牆,也不困難。後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如瞿秋白、張太雷、陳延年等,據說就是在這樣情形之下進去的。經常學生有三四百人之多,包括有五十幾種民族。其實也不限於東方民族,像高加索、波蘭、立陶宛、芬蘭乃至法國和美洲黑人,都有參雜其中,真是一個五光十彩的民族萬花筒。各種不同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的人,生活在一塊,又都缺乏國際主義的深切修養,總不免各不相謀,互存歧見。情感上的交流,實不如一個或兩個民族共處之容易接近與和諧。好在唯物辯證法的訓練,正是要排斥這些。所以由東大出來的學生,都說不出交上一個或兩個外國朋友。這在西洋留學生看來,自不免詫為一種奇事。

在中國廣州,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政府,於一九二三年實行聯俄容共政策,證明此乃蘇俄駐華公使加拉罕和共產國際神祕人物威金斯基與越飛,秉承莫斯科的計劃在中國活動以幫孫先生革命為名所獲得的結果。是年鮑羅廷跑到廣州,不久就成了中國政治上的重要份子。革命政府與蘇俄和第三國際,自有一種不平常的國際交往。正當中國革命勢力蓬勃發展之際,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病逝於北方。共產黨的想法,以為這是一個爭取領導的絕好機會,乃在廣州製造國民黨左右派,而煽動其內鬨,主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汪精衛來打擊胡漢民先生。在上海則發動反英的「五卅」運動,擴展而有廣州的六二三慘案。結果雖使鮑羅廷失望了,也益使共產國際感覺中國共產黨人力的不夠,組織的薄弱。因之,一九二五年乃藉紀念國父孫先生為名,在莫斯科設立一所「孫逸仙大學」(應稱中國勞動大學,命名孫逸仙,簡稱「孫大」,校址在阿羅罕街),要求革命政府派遣大批學生留俄。在蘇俄陰謀還未暴露與中蘇關係未形破裂之前,蘇俄這種作法,無疑的是會使人感到愉快和信任的。國民黨接受了蘇俄的建議,在廣州公開考選了一百八十名青年(中央黨部考選一百五十名,黃埔、湘軍、滇軍三軍官學校各考選十名);上海和平津兩地各選派(因兩地不能公開招考)五十名;通過鮑羅廷路線,特別介往者,不下三十餘人;共約三百二十名青年學生,都於一九二五年冬或次年秋,分批進入了紅色的熔爐。由廣州去的,原來約百分之九十是國民黨的黨員,而上海和平津所送的,則大部分為共產黨團員。後來國民黨員復被共黨吸收一部分,於是共黨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孫大與東大唯一不同的地方,即前者學生都是中國人,共產的味道也比後者沖淡一點。政治觀點,雖有國、共的歧異,最初相處還算很好。雙方關係之壞,是在中國國民黨清黨以後。校長拉狄克,雖是共產國際的重要角色,卻有一種學者風度,相當得到學生的好感。可惜在校不過年餘,因俄共鬧黨派關係,被副校長史達林之親信米夫取而代之。

中國與北韓邊界,左起:金日成、毛澤東、史達林(AP)
校長拉狄克雖是共產國際的重要角色,卻有一種學者風度,相當得到學生的好感。可惜在校不過年餘,因俄共鬧黨派關係,被副校長史達林之親信米夫取而代之。圖為金日成、毛澤東、史達林。(資料照,AP)

東大和孫大都是直隸於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因之它的教育宗旨和方針,也沒有大的差異。兩校雖名為大學,其實都只相當中國現在大學組織的一個系,不過人數多一點而已。主要課程,有唯物史觀、政治經濟、西方革命史、俄國革命史、社會形式發展史等,都是根據馬列主義所構成出來的東西。教授除俄國人以外,以德國人較多。中國學生百分之九十以上最初是不懂俄文的,教授多以英、德、法文講課。分班上課,每班二十餘人。因教授不少,翻譯人員就缺乏了。上課、講演、出門參觀既要翻譯,大批的講義更要翻成中文。在這情形之下,學校當局又得設法培植翻譯人才。同時,講義出產本來是用油印可以對付的,後來多了,抄寫和印刷也成了問題,為了克服這一困難,學校又在中國買了一部印刷機和字模,並雇去幾個中國印刷工人。草創的艱難,即此可以見之,其餘則尚非我們直接感到的。

東大中國班的學生原來不過二三十人。共產黨在廣州南昌暴動之後,其黨徒逃往莫斯科者甚多,漸次增加到三四百人,除原有的政治班外,另外開設兩個新的班,一為軍事班,專門訓練軍事下級幹部,一為預備班,容納一批程度低淺的工農份子。但是女生極少,總其不過七個娃娃,這種陽盛陰衰的現象,是男生們最感苦悶的地方,也是後來東大併入孫大成功條件之一。蓋俄國共產黨自列寧死後,史達林與托洛斯基派的鬥爭,已日趨明朗。中國學生,後來亦大半捲進了這一旋渦。以反對「旅莫支部」(原係中國共產黨駐俄黨部)餘孽為藉口,掀起無法調和的鬥爭。於是第三國際東方部,乃決定將東大(僅中國班)與孫大合併。究竟東大併入孫大,抑孫大併入東大?因之又引起了蘇勉斯基與米夫之間的爭端。而中國學生的意見,孫大的不想入東大,東大的則想進孫大,認為孫大有三多:中國人多,女孩子多,自由得多。米夫得了中國學生的支持,再通過一點路線,終於占了上風。一九二九年東大的政治班和預備班實行併入孫大,軍事班則分配於各軍事學校,東大與中國人的關係即從此斷絕,蘇勉斯基不久亦憤而辭職。

孫大的學生,第一、二期原來已有三百人,女的約占十分之二三。大部分是從中國去的,極少部分是從德、法等國去的。因之份子異常複雜,有少爺、小姐、太太和姨太太,有軍人、工人、農人,最多的是學生,照共產黨分階級的說法,百分之八九十是小資產階級。這樣,程度就自然不齊了,有大學畢業或大學教授,最低的小學沒有畢業或根本未進過學校的也有,共產黨在廣州南昌暴動以後,中國的學生陡然增加,但程度就更差了。第一、二期畢業的學生,因我國內清黨的關係,國民黨員即被分批遣送回國,而共產黨認為「反動」最烈的份子,則安置在外人所不知道的地方。留下的共產黨員,則強迫學習軍事,分配在步兵、砲兵、空軍(馮玉祥原來派一批人在那裡)及射擊等學校,少數人則進了陸軍大學(原來有賀某王某周某三人在本校)和紅軍政治大學。今日共產黨軍中的高級幹部,大半還是以這些學生為主。從此以後,孫大則變成了共產黨的清一色。共產國際從該校源源製造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幹部,就不知有多少。中國共產黨內部,國際派陳紹禹等與土著派毛澤東等之鬥爭,亦即種根於此。

左翼史家多伊徹(Isaac Deutscher)總結托洛斯基的一生,「不但哭過,笑過,同時也理解了」。中間為托洛斯基。(取自維基百科)
到了一九三○年,國際上托派與史達林派的鬥爭,既未稍歇,而中國學生中的派別格鬥,亦未因東大和孫大的合併而沖淡。中間為托洛斯基。(取自維基百科)

到了一九三○年,國際上托派與史達林派的鬥爭,既未稍歇,而中國學生中的派別格鬥,亦未因東大和孫大的合併而沖淡,事實上由於國內共產黨內部的伙併屠殺,反映到莫斯科以後,轉如火上加油,愈鬧愈兇起來。弄得米夫沒有辦法,第三國際東方部也傷透了腦筋。終於在俄國共產黨大清黨之下,把孫大關了門。所有學生,大部分送往中國延安,參加共產黨軍政工作;一部分則留在俄國作工;另一部分與國際或米夫有深切關係的,像王稼祥、張聞天、陳紹禹之流,則保送到「紅色學院」(如中國的研究院,是俄國最高的學府)。還有些原在共產黨中有地位的人物,如董必武、吳玉章、方維夏、林祖涵、江浩等之流,則送到「列寧學院」去染上一點顏色。原來掛羊頭賣狗肉紀念孫先生的所謂「孫逸仙大學」,也就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了(其實我國國民政府已於民國十六年八月,宣布取消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名義)。最後要補充說明的一點,留俄學生之中,仍有少數特殊的學生。這是在國民黨清黨以前的事。凡國民黨要員,到俄國去考察者,孫大照例要開一次歡迎會,並在隆重的禮節中,送他一張「學生證」,像英美大學的贈送學位一樣,承認他是這個學校的學生。共產黨認為這是最光榮的,稱為「紅色博士」。像胡漢民先生、于右任先生,和馮玉祥、鹿鍾麟、宋慶齡、邵力子(邵還正式上過課)等,都是有名無實的孫大學生。現在看來,真是未免太滑稽。一九二五—二六年所去的留俄學生,大多數是與國民黨有密切關係的。國民黨清黨以後,這批學生被蘇俄特務警察捕去充軍、坐牢、罰苦工和屠宰的,已有不少。幸能全生而還回黨報到者,人數並不很多。今日來到臺灣者,屈指計之總共不過六十人左右。他們在反共抗俄的鬥爭中,無疑的,都是最積極的戰士,都是思想與行動上的中堅和領導者。

《留俄回憶錄》。(三民書局提供)
《留俄回憶錄》。(三民書局提供)

*作者王覺源,字一士,別署覐園,湖南長沙人,1902年生。曾就讀於湖南長沙大學,並參與五四運動。1925年獲國民政府選派,赴蘇聯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留學。學成回國,曾任教於復旦大學等校,並於抗日戰爭期間多方發表文章於報刊。後來臺,任教於國防大學。著有《留俄回憶錄》、《近代中國人物漫譚》、《近代中國人物漫譚續集》、《忘機隨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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