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全球化的議題談了好幾年，並總是圍繞著中國打轉，從西方民粹興起，新冠疫情，到俄烏衝突，每一次西方都大量湧現「去全球化=中國要完」的預測模型，但西方經濟學的實況是這樣的：西方經濟學者往往都不大信。
在同一事件上完全衝突的經濟看法，是此領域的常態，這門學問好像不大靠得住，所幸，經濟學的任務是預測，而預測是可以檢驗結果的。
在民粹的面向上，中美貿易戰後的去全球化預測，沒有成真；在新冠疫情的面向上，似乎也沒有預測者說的那麼誇張；現在，輪到俄烏衝突，類似的預測又大行其道。
論者曰：俄烏戰後的去全球化，最大輸家是中國。
以前兩次預測與檢驗結果的落差可見，許多去全球化論點，或多或少都帶有那麼點期待中國跌倒的興奮感，情緒誘導資料分析，以致產生明顯誤差。受情緒干擾，是所有分析者的通病，沒有人能例外，但我們總得從誤判中學到些什麼。
過於簡化的分析，不能搭配過於大膽的假設，然而，大膽假設，「粗」心求證的例子在全球化議題裡可不少見，本文就說明下此類論述邏輯中的幾個假設步驟，每個假設乍看都有理，但經不起推敲。
第一步假設：中歐漸行漸遠
第一步假設的論點是：雖然歐洲在中美對抗裡企圖保持中立，但俄烏衝突拉近了歐美的距離，推遠了中歐的距離，因此歐盟與中國將進入一個「更廣泛的脫鉤」。
這個論點的刻板預設是，民主國家之間比較容易合作，相對地，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的合作，矛盾往往比誘因更多，相對容易鬧翻。
姑且不提用民主與專制來區分兩種經濟主張，背後所隱藏的「異端歧視」，這樣的刻板假設低估了「利益驅動營商決策」的影響力，以致錯估中美貿易戰的去全球化效力。
白話說，計算機敲一下，若高關稅帶來的損失，低於工廠外移的成本，商人就不會選擇外移。此外，山不轉路轉，就算工廠被迫外移了，如何與中國供應鏈「再掛勾」以降低損失，必然也是商人的首要考量。
我想，這就是戴琪搞到現在，仍未在中美貿易架構裡找到脫鉤可能的緣故，因為她在所謂民主經濟體裡，找不到，或找不齊替代選項。這也不能怪她，經濟全球化出生的時候，她也才剛出生，要改變一個歷經50年的最佳化經貿結構，難度與否定一個50歲人的成功經驗大致相當，極度困難。
所以她用上了「再掛勾」(re-coupling)與「持久共存」(durable coexistence)這兩個新詞，否決了不現實的「脫鉤」企圖，也氣壞了期待「去全球化」能抵銷中國崛起的那些「冷戰信眾」。
換言之，中歐經濟關係再疏離，也頂多是「再掛勾」，而非「更廣泛地脫鉤」，除非這兩個詞是同義的不同措辭。美國已經用盡心思想，使盡手段與中國脫鉤了，而失敗經驗壓倒一切「花言巧語的理論」(印度經濟學者的說法)。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毀台即保台，拜登當然不是口誤 ｜ 更多文章 ）
第二步假設：中國找不到取代泛西方市場的選項
第二步假設的論點是：中國對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商品出口——占出口總額的38%——接近1.3兆美元。如果未來十年中國進入這三個市場的機會減半，該國將需要其他市場來吸收其出口的大約 20%，價值約 6000 億美元（基於 2021 年的貿易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