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新冠疫情愈嚴重、醫護人員忙得焦頭爛額時，親綠網軍卻還四處出征；這並不難理解，如果說防疫如作戰，台灣目前有兩個戰場，當大家集中全力抗疫時，政府也緊盯另一個戰場、也就是資訊戰；當然，在這場資訊戰中，政府和人民可說是處於全然不對等的地位，嚴重的是，由於訊息揭露攸關人命的生與死，這個不對等就淪為終極的不平等了。
回顧這兩年半來的全球防疫，政府的防疫作為某種程度也是訊息戰，在台灣更是如此，可以說成也是因為訊息、敗更因為訊息；先說成功的部分，防疫成功的政府通常要能就疫情的相關決策誠實透明，才能快速阻斷感染源，也才有足夠的公信力來進行各種防疫施為；試想，如果當時武漢一出現疫情時就立刻處理、不要拖延隱暪，全球今天的景況是否會兩樣?相較於中國，台灣在剛偵測到疫情時就快速成立指揮中心，逐案精確通報疫調匡列，第一年的防疫讓台灣成為全球的典範。
蔡政府無論在大外宣或大內宣都是高手，指揮官陳時中第一一年幾乎坐享神級地位，連知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札卡瑞亞在《後疫情效應》一書中都盛讚台灣：在一位具流行病學專家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帶領下，台灣防疫幾乎做到完美。然而，去年的三加十一風暴和疫苗危機已讓陳時中跌入人間，今年則更是出現快篩、醫療量能、高重症致死率、兒童腦炎風暴、法傳系統落後等諸多慘況，讓陳時中成為眾矢之的；而陳建仁也陷入到底是科學家還是政府護盤手的矛盾中，他一面為台灣防疫背書，卻不知台灣連他自己建議的三前提都未做好，這樣空虛的證言還能撐起科學家這樣的榮耀嗎?
事後檢討，蔡政府和指揮中心防疫會出事，關鍵就在訊息，換句話說就是面對訊息的態度。一開始，指揮中心對疫情透明公開，下午二時的記者會一度成為政策溝通的良好示範，但等到疫情進入深水期，蔡政府及指揮中心卻一百八十度轉，從三加一決策、到採購疫苗不力，不但民眾得不到答案，連國會監督要資料也困難重重；其中尤以高端疫苗最為神奇，政府獨厚高端、高價買進，最後卻落得施打率低、疫苗過期的下場；針對諸多缺失，在野黨和仍有監督理念的輿論只能狗吠火車，監察院視而不見。不遵循民主程序的防疫模式，在此一階段其實已種下後來疫情失控惡果。
會如此違背民主常理，除了民進黨政府幾年已破壞權力分立機制外，另一個原因是陳時中的獨斷作風，以及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竭盡所能的壓制各種質疑的聲音，這指的當然不只是在野黨，也包括學者專家的不同聲音；這次郭彥均「很多孩子走了」風波，蘇貞昌要求查辦、陳時中祭出300萬罰款威嚇，在人民群情激憤下，蔡政府至少表面上偃旗息鼓，相反的，二年前的彰化衛生局主動為居家檢疫者進行快篩、台大公衛系教授詹長權進行血清抗體檢測則招來指揮中心的政風調查及監察院的揚言調查，更別說網軍側翼的連日攻擊；葉彥伯和詹長權何錯之有？他們只不過願意比指揮中心多做一些事、甚或更願意前瞻思考，其實所謂的「前瞻」已是歐美或日韓新加坡的通例。蔡政府將指揮中心定於一尊的愚昧作法無異是害人害己，陳時中對於快篩莫名的忌諱，釀成疫情大爆發初期人民苦無一篩的困境。即使到「快篩陽就確診」的今日，許多人仍然苦苦在等公費快篩試劑第二輪，日前陳時中在記者會中還不經意說出「有時篩太多了」，渾然不覺「以篩代隔」正是讓人民能在與病毒共存時過常態生活的核心要件。
另一個不民主防疫的案例就是今年４月６日由蔡英文總統召集的官邸防疫會議，這是集不民主與及防疫私有化、黨派化等惡例之大成的會議，參加的除了民進黨官員和高雄桃園兩位綠營市長外，沒有任何一位在野黨縣市長受邀；這一場連紀錄都未公開的「非正式」會議事後看來卻無比重要，台灣大概少有一場會議可以決定如此多人的病與死，4月6日之後台灣已有2百萬人染疫，1524人死亡，其中有12位是兒童。
對46總統官邸會議，批評者目前有兩種看法，醫師蘇偉碩等人認為，府院黨人士已預估到疫情會大爆發，但為了避免疫情爆發時剛好碰到年底選舉，恐不利選情，因此選擇在4月放手，讓疫情在7月緩和，之後才有時間衝選舉；北市府發言陳智涵近日的指控並未推論到和選舉有關，但她同樣批評中央故意「暗崁」疫情會大爆發的防疫資訊，其中一個關鍵資訊是：中央將徵收快篩卻未告知地方政府，讓疫情緊急的雙北一度在快篩試劑陷入困境。
另一種看法則是：蔡政府犯了去年開放三加十一的教訓，低估疫情的嚴重性，在沒有充分準備的狀況下輕易就開放，在這裡所謂的沒有充分準備則是「致命性」的，快篩試劑不足的困境大家已經懶得再批了，但因為檢驗量能不足再加上抗病毒藥一開始不夠，造成許多重症確診者在三天內死亡的現象，當然，兒童疫苗更是晚到4月28日才與香港復星公司及德國BNT公司簽約，到5月25日才可以施打，這時已有5名兒童死亡。
如果在明知準備不足狀況下任由疫情大爆發，這是冷血；如果是錯估疫情又疏於準備則是無能，從蘇貞昌再也不提防疫台灣新模式這個宣傳用語看來，錯估無能的成分比較大，真正的問題是蔡政府為何會走到此一地步？！
蔡政府防疫就如同其他施政作為，首要之務就是管控對自己不利的訊息，這次的郭彥均事件就是典型案例，網軍先出動攻擊逼得郭彥均刪文道歉，蘇貞昌一開始恐嚇要司法偵辦，民情強烈反彈後又改口是要調查轉發內容農場，並暗示這些內容農場是境外勢力，殊不知這些內容農場都是在親綠的三立民視等媒體報導後才轉發，境外勢力之說毫無根據，但蔡政府的認知作戰卻已深入人心：凡是不利於蔡政府的訊息都是來自中國的操作。更可笑的是，陳時中在祭出要罰3百萬的威嚇時，一面也表示所謂的假訊息必須符合「惡假害」三要件才會被法辦，更強調過去這一類的「假訊息」起訴到了法院，其實只有三成成立，這是不是也變相承認，包括衛福部等政府機構，動輒以社維法或傳染病防治法來刑逼人民時，也知道自己理由並不完備，隨時可能被法院打回票，但寒蟬壓抑效果已成。
蔡政府掌控訊息很成功，但他們有沒有想到，這也許正是疫情掌握失敗的主要原因，因為到最後連總統自己都聽不到真相，要如何成功防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