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侵擾的高發期。北京修憲改革，建立一個相對長期穩定的「新威權主義」領導層，有其應變客觀挑戰的必然性。然而這次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制度化剷除貪腐，以及整治權貴資本，消除其對經濟和國力發展的負面影響。
二月底，當北京傳出將要修憲的消息，知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擔心，他認為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可能會出現「好皇帝」或「壞皇帝」的狀況。中共負責改革的政治理論精英們，對此可能不以為然，並反唇相譏：西方的民主不也會有「好民主」和「壞民主」？而現在大多都遇到了「壞民主」的瓶頸。
甚至，這些中國精英們甚至還會竊笑。因為福山1992年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宣稱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最佳（後）體制，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這種說法，現在越來越像笑話。
這次北京的修憲和改革，與40年前，1978年底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有著本質的差異。「改革開放」，著重在經濟層面，其核心是改變了財產的所有制。把毛時代的全面公有制，改變為半公有、半私有混合制。原本的計劃經濟，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國大陸從經濟弱國，快速成長為當今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強國。人均GDP更從40年前的156美元，非洲的三分之一，增加到現在的9480美元。
2018年3月的改革，則完全側重在政治領域。從中共透過海外宣傳管道所做的詮釋，這次改革主要有三個目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新威權主義」領導層；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從法制面加大反腐力度並維持持續性；大幅度機構改革，強化政府的現代化及集權力度。
吳起變法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統治精英階層累積、磨煉出一項政治技能。在面對國家內部急劇的矛盾，和外部嚴重的威脅時，他們會以「變法」，來因應驟然而至的挑戰和危機。中國的儒、道、法、墨、兵、縱橫家等思想，為此提供了文化、治理、法律、軍事、外交，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中國的文明和國體，之所以幾千年來能夠維持下來，與中華民族特有的功利、現實主義、懂得變通的「修正主義」性格，有著極大的關係。現在當家的中國共產黨，既發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搞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2018春天北京的大變革，可以當做另一場中國式的「變法」。今年正好是戊戌年，有人把這次「變法」，和120年前破敗晚清知識分子，拼死一搏而終究失敗的「戊戌變法」，做了連接，但兩者之間毫無可比擬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