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安觀點:從楚國吳起變法,看北京「18修憲」

2018-04-06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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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兩會,人大舉行閉幕典禮,國家主席習近平表談話。(美聯社)

中國兩會,人大舉行閉幕典禮,國家主席習近平表談話。(美聯社)

未來十年,將是中國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侵擾的高發期。北京修憲改革,建立一個相對長期穩定的「新威權主義」領導層,有其應變客觀挑戰的必然性。然而這次改革成功與否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制度化剷除貪腐,以及整治權貴資本,消除其對經濟和國力發展的負面影響。

二月底,當北京傳出將要修憲的消息,知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表示擔心,他認為取消國家領導人任期制,可能會出現「好皇帝」或「壞皇帝」的狀況。中共負責改革的政治理論精英們,對此可能不以為然,並反唇相譏:西方的民主不也會有「好民主」和「壞民主」?而現在大多都遇到了「壞民主」的瓶頸。

甚至,這些中國精英們甚至還會竊笑。因為福山1992年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宣稱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的最佳(後)體制,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這種說法,現在越來越像笑話。

這次北京的修憲和改革,與40年前,1978年底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有著本質的差異。「改革開放」,著重在經濟層面,其核心是改變了財產的所有制。把毛時代的全面公有制,改變為半公有、半私有混合制。原本的計劃經濟,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國大陸從經濟弱國,快速成長為當今世界排名第二的經濟強國。人均GDP更從40年前的156美元,非洲的三分之一,增加到現在的9480美元。

2018年3月的改革,則完全側重在政治領域。從中共透過海外宣傳管道所做的詮釋,這次改革主要有三個目的: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新威權主義」領導層;賦予監察委員會憲法地位,從法制面加大反腐力度並維持持續性;大幅度機構改革,強化政府的現代化及集權力度。

法蘭西斯.福山說中國上一個「壞皇帝」是毛澤東(美聯社)
法蘭西斯.福山說中國上一個「壞皇帝」是毛澤東(美聯社)

吳起變法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統治精英階層累積、磨煉出一項政治技能。在面對國家內部急劇的矛盾,和外部嚴重的威脅時,他們會以「變法」,來因應驟然而至的挑戰和危機。中國的儒、道、法、墨、兵、縱橫家等思想,為此提供了文化、治理、法律、軍事、外交,多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中國的文明和國體,之所以幾千年來能夠維持下來,與中華民族特有的功利、現實主義、懂得變通的「修正主義」性格,有著極大的關係。現在當家的中國共產黨,既發揚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搞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2018春天北京的大變革,可以當做另一場中國式的「變法」。今年正好是戊戌年,有人把這次「變法」,和120年前破敗晚清知識分子,拼死一搏而終究失敗的「戊戌變法」,做了連接,但兩者之間毫無可比擬之處。

不過,今天的修憲及改革,卻與2400年前,戰國時期楚國的吳起變法,有著背景和訴求雷同之處。而吳起變法過程中的其中一年,西元前382年,剛正好也是戊戌年。相差400個甲子的古今變法,都是為瞭解決相同的問題:集權,整治官吏,以及消減權貴(貴族)勢力。

戰國時代各諸侯國之間,勉強的國際秩序和道義法則,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實力叢林法則,激烈的地緣政治動蕩。楚國國君楚悼王(前401-前381年)為了應對內憂外患,在西元前387年,任用出生衞國的軍事、政治家吳起,進行變法興革。

吳起分析楚國的弊端主要在於,大臣的權勢太大和政治腐敗,威脅著中央的集權;受封食祿的貴族太多,影響著國家的稅收和國力。在吳起變法中有兩樣意義深遠:

一、「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百吏之祿秩。」消減貴族勢力,取消世襲的封君、世襲的爵祿。

二、「使私不害公,饞不蔽忠,言不取苟合。」禁止私人請托,糾正官場損公肥私、讒害忠良的不良風氣。 

楚悼王在前381年不幸早逝,吳起失去了堅強的靠山,被舊貴族殺害。雖然變法時間不長,但變法的成果還是有所保留,比如之後的楚國封君的繼承不超過三代,一切財政大權聽命於中央等等。這些促使楚國從貴族政治,向更有活力的官僚政治進步。

吳起變法後50年,楚威王7年(前333年),楚國國力達到鼎盛。基本上收復了之前被他國侵佔的領土,而且擴展成為諸侯國中最大,也是當時世界上第一的大國。東至東海,西到蜀中,南到南嶺,北到淮海流域,總面積大約200萬平方公里。

穿越2400年的時空,再回到當下北京的「18變法」。

2018年3月11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包括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在內的修憲案,習近平權勢如日中天(AP)
2018年3月11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包括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在內的修憲案,習近平權勢如日中天(AP)

新挑戰

中共為什麼選擇現在的時機點,進行修憲和多方面大幅度改革?

和40年前推動「改革開放」的時空背景比較,當時主要是挽救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之後,瀕臨崩潰的國家經濟。而現在,則面臨經濟、政治、國際局勢三方面,更為複雜詭譎的壓力和矛盾。

一、經濟方面,長期高速增長,原有的經濟「紅利因素」已經基本耗盡。人口紅利,土地資產「私有化」紅利,內需市場開放紅利,對經濟的拉動效用,逐漸喪失或削弱。以往動輒二位數的經濟增長率,到目前要保持到6、7%,都需要極大的努力和投入。

只有透過技術和產業升級,由舊經濟向新經濟轉型;推行「一帶一路」的宏觀經濟戰略;開拓亞、非、歐洲等外部市場,才能維持經濟繼續成長發展的活力。同時,也要解決多年來累積的環境生態、社會矛盾等嚴重問題。

二、政治方面,社會財富急速增長,卻缺乏有效的結構性、系統性的法治化防弊機制,造成官僚體系弊端叢生,貪腐盛行。「市場經濟大潮」衝擊之下,擁有權力者不斷腐化渙散,「大小老虎」們所把持不受監控的權力,並且以權勢霸佔國家資源和經濟發展的成果。

比官僚貪腐對國家和社會傷害更為嚴重的是權貴資本。因為權貴資本的累計,本身就和腐敗脫不了關係。一些政治家族和權力派系,透過手中的權力,由代管進而圈佔巨額國有資產。

以權力而非市場機制為基礎,累積的權貴資本,阻礙了經濟正常發展活力。所產生的不公平競爭和貧富差距,造成普通百姓的相對剝奪感,人民對政府的不滿與矛盾。權貴資本階層勢力的膨脹,也掣肘主政者的施政,影響社會和政治的安定,形成巨大的隱患。

中國最大的幾個地產集團,都有著權貴資本的影子。這些年來,使房價數倍翻漲,既造成經濟發展的畸形和泡沫,也導致高房價成為最大的民怨之一。金融領域的權貴資本,成為市場中的巨鱷。當中國經濟面臨下行、低增速和轉型壓力時,這些資本出於貪婪,在兩年前瘋狂做空股市,讓市場市值縮水將近一半。與國家和公眾利益為敵。也有一說,狙擊股市根本就是向反腐運動變相示威。

最重要的一點,權貴資本已經到了蠶食國家整體實力的地步。

三、在外交和國際關係方面,即使中共領導層仍然不脫「韜光養晦」的大方針,不對外輸出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但西方對北京政權的認知,開始越來越從「中國崩潰論」,轉變為「中國威脅論」。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充滿警惕和敵意。一面仍批評它的體制,違背主流價值,但又擔心在這種「落後」體制之下,中國的國力會持續強大,對自身造成威脅。中共的領導人雖然一再保證「永遠不稱霸」,但是如果沒有意外,照目前的走勢發展下去,中國即使不成為軍事霸權,也必然會成為新經濟霸權,把美國軍事霸權的經濟基礎掏空。

這不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中國以前經濟靠廉價代工,甚至進口洋垃圾,現在可以出口整套的高鐵系統。華為手機在大陸市場打敗三星、蘋果後來,進而搶奪世界市場(在美國以安全理由被下架)。大陸國產中型客機開始量產,未來會以高性價比跟波音、空中巴士搶訂單。

南海領域主權爭議,印太圍堵戰略和來勢洶洶的貿易戰,不過是美國及其盟友圍堵和阻撓中國崛起的本能反應。

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會進入「失落二十年」的深淵嗎。(美聯社)
中美貿易戰開打,中國會進入「失落二十年」的深淵嗎。(美聯社)

貪腐之重

從廈門海滄的濱海大道,向島內望去,可以看到一處施工中地標型樓盤。當地市井小民都在傳言,某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家族,介入了這個大型地產開發項目。在西北一個省會城市,計程車司機一邊對勞碌的生活吐苦水,一邊抱怨批評這個省「第一把手」的家人們,從妻兒到小舅子都介入了政府工程和特許行業。

官僚腐敗形成點、線、面式普遍現象,不僅涉及金額龐大,而且當事者們彷彿覺得,權、錢間的不法轉換是理所當然,不怕路人皆知。

過去5年間的高壓反腐,上百萬涉事官員受到法律或中共黨紀的懲處,受到民眾的普遍好評,不過離全面徹底地消除腐敗,還有漫長之路。中國人雖然宣稱有五千年的禮儀文明,但在歷史、文化、習俗中,養成一種享樂、炫富、奢靡,病態性的物慾崇拜惡習。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的衰落,都和內部官僚貴族集團的貪婪腐敗,有著直接的關係。

這兩年受人矚目的考古發現,漢武帝孫子海昏侯劉賀墓中,出土了金餅、馬蹄金、麟趾金,重達78公斤,以及10噸重200萬枚五銖錢。還有當時比玉器更貴重的琉璃席(玻璃)。當今的權貴階級,在物慾上與古人不相多讓。一名落馬軍方高級將領,家中搜出美金、歐元及人民幣現金重達1噸,以及200公斤和闐玉和價值9000萬人民幣的翡翠電視牆。另一位出事的南方省政府副秘書長,除了收受巨額的賄賂外,竟然有高達136名情婦。

就像中共高層對他的同志們警告一樣,強盛、崛起的表象之下,存在巨大的隱憂。如果不能整治官吏、掃除貪腐,繼續放任下去會引發極度民怨,導致內部崩解的「亡黨」危機。此外,權貴資本侵蝕、干擾經濟,推升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也會使得國力衰敗,最終被西方外部勢力「亡國」。

所以中共的「18變法」,是希望透過全面的革新,建立長期穩定、強勢、集權的中央「新威權主義」領導層,並從憲政高度構造監察防腐法治機制,只有這樣才能擺脫舊有的準封建官僚體制,全面翻修整頓整套的政治機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而在所有的變革當中,是否能徹底消除貪腐,並防範既得利益官僚權貴集團阻礙與反撲,則是重中之重,成敗與否的關鍵。

中國。習近平反腐打貪以來,已掃除大多數政敵,獨攬大權。(美聯社)
中國。習近平反腐打貪以來,已掃除大多數政敵,獨攬大權。(美聯社)

疑慮

西方和海外華人輿論,對這次北京修憲的觀察和討論,過度疑慮聚焦在國家主席任期制的取消。而中共官方則簡單地辯解,此舉是為了與中共黨和軍隊最高職務也沒有任期制相配套。

全球經濟發展兩極化、金融危機週期性爆發、網路新資訊時代衝擊,造成新保守主義、宗教極端化、民族和地域的分離主義、地緣政治愈發動蕩。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不管內閣制的德國、日本,或總統制的俄羅斯,都有強人政治、長期執政的趨勢。

中共治理下的中國,過去40年之所以能夠在大幅落後之下,快速崛起追趕西方,短時間內改變200年的落後局面,應該歸功於內部的安定、功利務實導向(使命型一黨制)、政策實施長期一貫性。

鄧小平定下任期制,但也曾是這項創舉的「受害者」。他在1978年開始推動「改革開放」,但到了14年後的1992年,88歲的鄧還要以「平民」之身,以「南巡」與保守勢力角力,來鞏固改革的方向,不變調、不走樣。原本10年的任期制,有時會打斷良好政策的執行,「改革開放」就險些毀於一旦。

此外,中共雖然實施一黨制,不過也有「中國式」監督方式。中共有9千萬黨員,而13億非黨員人民,其實都是某種形式的「反對黨」。現在網路社媒和無線通訊時代,人民權利意識更甚以往,如果中共領導層無法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民意的反彈和抗爭力道,恐怕任何政治強人都無法與之相悖,以前就曾有先例。

1984年10月1日中共國慶遊行,北京大學學生們打出「小平您好」橫幅標語,感謝他改革開放的貢獻。然而短短幾年之後1989年,為了抗議貪腐及經改造成的物價高漲(通膨近20%),學生們走上街頭,手舉的標語變成「反對垂簾聽政」和「小平下臺」。那一年的11月,鄧小平退下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個職位——中共軍委主席。

取消任期制就意味著「終身制」?從非正式但具權威性的管道傳出的資訊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日程上,距離2020年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到三年;距離2035年的「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只剩下17年。今後五到十五年,對於中共而言,是一個關乎成敗命運的關鍵期。有太多必須要做的「攻堅期」「深水區」工作,所以需要強有力並且已被證明可靠的領導人。

以此來看,習近平的任期最多在原有10年的基礎上,再多做5到10年,而非「終身制」。至於未來會有怎樣的接班人制度?如何平穩的權力過渡?就等今後10或15年中,另外一次中國式的變法處理吧。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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