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書多，卻沒有「藏書家」之名。原因不明。胡適對此也沒多少感覺。晚年演講曾公開說：「我不是藏書家，只是一個愛讀書能用書的書生。」但胡適其實很愛買書，「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留學日記》卷四之〈余之書癖〉講得清應楚楚。1922年5月31日的日記甚至記載：
今天是舊端午節，放假一天。連日書店討債的人很多。學校四個半月不得錢了，節前本說有兩個月錢可發，昨日下午，蔡先生與周子廙都還說有一個月錢。今天竟分文無著。我近來買的書不少，竟欠書債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處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已有四五家書店夥計坐在門房裡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發完了。
人們談起民國時期北京琉璃廠好書最多的來薰閣書店，談到它的老顧客，老闆陳濟川的摯友們，胡適這名字總也跟錢玄同、劉半農、馬隅卿、周作人、陳垣、鄭振鐸、謝國楨……並列。有次他很想買一本明刻的《水經注》，先打預防針，嚷嚷買不起太貴的書。陳濟川乾脆直說：「別人需60萬元，胡先生買，我只要30萬元！」
胡適天生好人緣，一輩子與人為善，三教九流都樂意跟他當朋友，遂有「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到處流傳。1920年，他曾以50銀元買了一部120回本的《水滸傳》。有位朋友提醒他：這書買貴了，書商是以兩元買進的。胡適聽後一點也不後悔，反而有點阿Q地往好處想：「未必吃虧，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50元買一部古本《水滸》，更好的古本肯定都會跑出來了。」這種看得開的樂觀個性，讓他買書時占了不少便宜。許多書真的不用他開口，自動會找上門，一如他那首〈我的兒子〉詩裡所說：「我實在不要兒子， 兒子自己來了。」
1927年初夏，花了一年功夫，到歐美日繞了一大圈回到上海的胡適，某日收到一封信，說想出讓一本《脂硯齋石頭記》給他，此人當也讀過幾年前胡適所發表的考證文章，知道他對《紅樓夢》感興趣。「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胡適日後回憶說。
沒多久，胡適跟徐志摩、邵洵美等人合辦「新月書店」，廣告登上了報紙，那人知道後，不死心，竟直接把書送到書店，要求轉交胡先生。書不請自來，書生胡適豈有不看的道理？一翻之下，大為吃驚，立刻重價買下。隔年發表了一篇長達18000字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說明這一劉銓福舊藏的「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石頭記》舊抄本，乃是世間所存最古老的《紅樓夢》寫本，裡面所提供的資料，包括眉批、夾評、小字密書等，足可考知曹雪芹的家事、死亡年月日，甚至原始稿本狀態。文章一出，轟動一時。世人方知舊抄本的重要，於是陸續有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甲辰本……的出現，讓「紅學」研究往前邁進一大步。 （相關報導： 游盈隆專欄：憶胡適，談總統領導風格 ｜ 更多文章 ）
這書的珍稀，無須多說。胡適卻不太當一回事，絕不藏私。1948年國共內戰正激烈，一名燕京大學學生周汝昌寫信給他，說想研究《紅樓夢》，胡適「許他一切可能的幫助」，與周僅見過一面，便把這書借給他。後來周汝昌兄弟私自影寫了一個副本，胡適也笑笑沒說什麼，讓學生與老師共享這一最古老的版本。「慨然將極珍罕的書拿出，交與一個初次會面的陌生青年人，憑他攜去，我覺得這樣的事，旁人不是都能做得來的。」日後成了紅學權威的周汝昌曾感念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