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謝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 1927-2009），出生於波蘭中部的小城拉多姆。如所周知，正是從這個國家遭到入侵和瓜分起，才宣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式爆發。隨即，科拉科夫斯基的父親遭到納粹殺害，而他亦從12歲起便不得不輟學。但此後，他仍以頑強的自學完成了中等教育，並在二戰結束後順利升入羅茲大學，從此便選擇以哲學作為畢生志業。20歲時，科拉科夫斯基即加入了統一工人黨，並很快成為官方理論的後起之秀，從而有資格被派往蘇聯去深造。到了26歲那年，他便獲得華沙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隨即留校任教，並擔任沙夫等人的助手。值得注意的是，此時他是以批判基督教哲學知名的。再接下來，僅僅在31歲那年，已經身為教授的他又擔任了哲學系主任，同時還兼任《哲學研究》雜誌的主編和《新文化》雜誌的主編。
毫無疑問，這正是俗常所講的那種「錦繡前程」；而同樣沒有疑問的是，一旦到了蘇東轟然解體之後，這種「錦繡前程」也會於瞬間失色，甚至成為鏡花水月乃至行屍走肉的代稱。不過，不管這樣的前程是好是壞，反正科拉科夫斯基是不會安於它了，相反倒是選擇了去主動偏離它，乃至從某種意義上，也選擇了去共同衝破蘇東的體制。實際上，早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起，尚未滿30歲的科拉科夫斯基，便已開始懷疑史達林的教條主義了，並敢於撰文去批判「制度化的馬克思主義」，同時又主張「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我們都知道，無巧不巧也正是在那一年，在波蘭爆發了史稱「波茲南事件」的工人抗議，儘管它隨即遭到了來自蘇聯的嚴酷鎮壓，然而它本身卻也屬於蘇共二十大的餘波，所以也可以說，那也正是波蘭嘗試擺脫蘇聯的一個起點。
尚未滿30歲的科拉科夫斯基，便已開始懷疑史達林（右）的教條主義。（取自維基百科）
到了10年後的1966年，仍是為了紀念這個重要的事件，科拉科夫斯基又發表了一篇著名的講演，指出了種種「不屬於社會主義」的東西，把矛頭直指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比如「社會主義不是：一個人們說出他的想法會陷入麻煩、不說出自己的想法會走運的社會；一個沒有任何自己的想法會過得更好的社會；一個密探比護士多、坐牢的人比住院的人多的國家；一個哲學家和作家跟將軍和部長說法一致的國家」等等。雖然說，他就此給出的72種「反定義」，馬上就遭到了來自宣傳機構的禁止，卻仍在新一代波蘭人中廣泛流傳著。不過也同樣因此，儘管此時他還認同於馬克思主義，卻竟成了波蘭最著名的「修正主義者」，同時也是波蘭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隨即，他在當年便被開除出了執政黨，兩年後又被解除了教授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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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茲南事件，為波蘭人民對波蘭人民共和國獨裁政府的大規模抗議事件，標語為：「我們要麵包！」。（取自維基百科）
在1968年，也即在他被解除教授職務的當年，科拉科夫斯基便被允許離開自己的祖國，開始了在西方學府中的流亡生涯。我們從這一點中，或可窺知當年波蘭政府的相對懷柔。科拉科夫斯基此後任教過的大學，先後有加拿大的麥吉爾大學、美國的伯克利加州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美國的耶魯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但其中主要還是在牛津眾靈學院擔任高級研究員，直至他於1995年從那裡榮休。此外，儘管到西方以後生活相對平靜，可是科拉科夫斯基不斷發表的著作，仍然對自己的祖國產生了持續而深刻的影響。比如他曾經提出，自發組織起來的社會團體，有可能在蘇東的極權體制中，去平緩地擴展市民社會的空間，這就對於團結工會運動有過相當的啟示，而後者又在當代波蘭史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正因為這樣，儘管科拉科夫斯基確曾在西方多次得過獎──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於2003年獲得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約翰‧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而這個重金的獎項可說是文科領域的諾貝爾獎，居然在首次頒發時就授給了這位波蘭學者——不過對他本人來說，恐怕更重要的還是來自祖國的榮譽。比如，他同時又是1992年重新設立的「白鷹勳章」的得主，這枚很像國徽的勳章作為波蘭的最高獎賞，是要授給「為波蘭國家和人民建立殊勳」的人。再如，波蘭的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團結工會的顧問亞當‧米奇尼克，也曾盛讚他是「當代波蘭文化最卓越的創造者之一」。也正因為這樣，當他於2009年7月17日在牛津逝世時，波蘭議會隨即為科拉科夫斯基默哀1分鐘，而華沙大學的校長卡塔辛娜‧哈瓦辛斯卡‧馬楚科夫也是在悲痛中又透著幾分自豪地說，「這不僅是波蘭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損失。」
這一點，在我看來應該是特別重要。也就是說，儘管當我們閱讀他在各時期的著作時，總難免會產生不一而足的反應，儘管我們針對他進行跨文化閱讀的時候，也確實應當基於本土的經驗來進行利用，但無論如何，對於一位在不同的國度形成其思想的學者，還是應當首先去尊重他本國人民的判定，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再形成自己的判斷。要知道，這位後來雖已享譽國際的科拉科夫斯基，畢竟首先屬於他那一方特定的水土，畢竟是既脫身於、又服務於自己祖國的語境，所以，相比起任何外在的、難免有所隔閡或偏向的視角，他本國人民的看法都會更加圓融而周到，都更能體察他本人的痛苦感受與內心追求，也都更能全面地權衡各個方位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任何想要對之越俎代庖的結論，無論是來自哪個陣營或哪個派別，也無論是在冷戰前還是在冷戰後，就算還未流於隔靴搔癢和簡單粗暴，畢竟也只具有第二等的參考價值。
當然，這麼說絕不意味著，我們在閱讀外國學者的著作時，就不能得出需要同他切磋的看法了。比如，當我們讀到科拉科夫斯基的後期時，肯定會關注到他又盪回了形而上學的立場：「科拉科夫斯基在《形而上學的恐怖》一書中深入地探討了關於絕對的問題。在此，科拉科夫斯基捍衛被傳統踐行的哲學，在他看來，哲學的科學化的普遍趨勢不應該抹去它的合理內核，即形而上學。他注意到這樣一種事實，即通過追問關於真理、存在與不存在、善與惡、自我與宇宙、有限與無限這些問題，形而上學已經成為幾千年來文化的一個無法消除的部分。科拉科夫斯基指出：只有當人們假設絕對存在的時候，尋求最終的基礎以及探究真理才是正當的。」
更有甚者，如果再順藤摸瓜地向上追溯，我們還能從他那裡發現一條可以說是「反孔德」的思路。具體而言，如果以往那位實證主義鼻祖曾經認為，人類思維發展的一般公式乃是「宗教神學→形而上學→實證科學」，那麼，現在科拉科夫斯基就正好把它反轉了過來，由實證主義的缺陷而上溯到了形而上學，又從形而上學的內核而上溯到了宗教本身。正因為這樣，他不僅在《理性的異化》一書中描述了形而上學是怎樣被驅出前門又溜進後門的，還更在另一本《日常生活劄記》中以十足「反尼采」的口氣寫道：「如果上帝死了，除了一個吞噬我們和消滅我們的冷漠的虛空外，沒有什麼東西會留下來。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勞作不會留下什麼痕跡；只有質子和電子的無意義的舞蹈。宇宙既不期望什麼也不關注什麼；它沒有什麼可為之奮鬥的目標；它既沒有獎賞也沒有懲處。無論誰說，上帝不存在而一切安好，這都是自欺欺人。」
這使我們不由聯想起了索爾仁尼琴的晚年，此公也同樣是早年捲入了布爾什維克運動，晚年又像科拉科夫斯基一樣返回了宗教。雖則說，在這種朝向原有精神傳統的晚期回潮中，多少都有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無奈，正如「在索爾仁尼琴那裡，雖說沙皇時代的俄國，和普京時代的俄國，也未見得就怎樣的好，然而相形之下，卻只有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和葉利欽時代的俄國，才是千真萬確地糟透了」，可即使如此，對於像科拉科夫斯基這樣的、早年曾以批判基督教哲學而聞名的學者來說，這思想的彎子還是轉得過於突兀、過於戲劇化了。尤其是，如果照我們這個「無宗教而有道德」的現世主義文明來看，或者說，如果照我們這些還掌握著其他文明選項的學者來看，似乎也沒見到他對這種很考驗邏輯的思想陡轉，給出過真正令人信服的解釋或論證，——比如到底是為了什麼，一旦他意識到了從前立場的局限性，就再也看不到以往立場的合理一面了；或者反過來說，一旦他意識到了現在立場的合理性，就再也看不到當下立場的局限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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