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 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一國兩制」的衝擊與「三不」政策
一九八五年初，國府駐美代表錢復向台北請示機宜，此刻台灣正飽受內外風暴的夾擊，壟罩在一股濃厚的保守氣氛之中，對於華府期待以務實的態度處理亞銀會籍的籲求無動於衷。該年春天的亞銀年會上雖未討論北京入會案，然而美方持續要求台北調整策略，七月間美、中雙方就北京加入亞銀達成初步協議，北京不反對台北以「台北．中國」（Taipei, China）或者「台北．台灣．中國」（Taipei, Taiwan, China）的名義留下來，在雷根總統拍板的支持下，美方向國府建議「台北．中國」的選項，認為此名稱暗示台北是全中國首都之意，與「香港．中國」（Hong Kong, China）具有地方性政治矮化的意涵不同，不會產生「一國兩制」的顧慮。華府為爭取此方案能直達台北層峰，一度考慮由與蔣經國交好的聯邦眾議員坎普（Jack Kemp）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親自前往台北遊說，甚至暗示若此模式行得通，未來台灣有可能重返一些已退出的重要國際組織。儘管如此，台北外交部立場依舊強硬，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不願屈服壓力更改名稱。
此時台灣民意多主張以務實的立場打破國際孤立，如錢復等有識之士也向蔣經國力陳彈性處理亞銀會籍的重要性，最後在一九八五年秋天，經過一番激辯角力之後，國府內部保守派與務實派才勉強達成妥協：台北將以「不退出亞銀、不接受更名、不參與亞銀活動」的「新三不政策」來回應中共入會，華府雖不認同國府消極抵制亞銀活動，但對於其最後一刻願意留在亞銀而不主動退出感到欣慰，只不過美方也注意到極力主張亞銀新模式的錢復，因為此案而得罪了保守派大老、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外交教父」沈昌煥，為其未來仕途擔憂。一九八六年春，北京正式加入亞銀，台北則連續兩年未出席年會，也不參加相關活動，直到李登輝上台後的一九八八年春天，才在「抗議中」重回亞銀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