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秋天「江南案」的發生，加速台灣威權體制走向終結，開啟全面民主化之路，而在外交與兩岸政策上，國府內部也經歷一段激烈的路線之爭，「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簡稱「亞銀」）的會籍爭議，把台北當時的糾結清楚地展露出來。亞銀在一九六六年設於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中華民國是創始會員國之一，因不隸屬聯合國所轄組織，因此台北退出聯合國後，北京無法自動取代會籍，八○年代起中共積極運作加入亞銀，美政府無法反對北京入會，卻希望保住台北的會籍，因而主動協商，希望國府比照奧會模式，在參與名分上彈性處理，譬如改以「台灣．中國」（Taiwan, China）的名義參與，換取北京不堅持台北必須除籍或降級。
「一國兩制」的衝擊與「三不」政策
一九八五年初，國府駐美代表錢復向台北請示機宜，此刻台灣正飽受內外風暴的夾擊，壟罩在一股濃厚的保守氣氛之中，對於華府期待以務實的態度處理亞銀會籍的籲求無動於衷。該年春天的亞銀年會上雖未討論北京入會案，然而美方持續要求台北調整策略，七月間美、中雙方就北京加入亞銀達成初步協議，北京不反對台北以「台北．中國」（Taipei, China）或者「台北．台灣．中國」（Taipei, Taiwan, China）的名義留下來，在雷根總統拍板的支持下，美方向國府建議「台北．中國」的選項，認為此名稱暗示台北是全中國首都之意，與「香港．中國」（Hong Kong, China）具有地方性政治矮化的意涵不同，不會產生「一國兩制」的顧慮。華府為爭取此方案能直達台北層峰，一度考慮由與蔣經國交好的聯邦眾議員坎普（Jack Kemp）與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親自前往台北遊說，甚至暗示若此模式行得通，未來台灣有可能重返一些已退出的重要國際組織。儘管如此，台北外交部立場依舊強硬，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不願屈服壓力更改名稱。
此時台灣民意多主張以務實的立場打破國際孤立，如錢復等有識之士也向蔣經國力陳彈性處理亞銀會籍的重要性，最後在一九八五年秋天，經過一番激辯角力之後，國府內部保守派與務實派才勉強達成妥協：台北將以「不退出亞銀、不接受更名、不參與亞銀活動」的「新三不政策」來回應中共入會，華府雖不認同國府消極抵制亞銀活動，但對於其最後一刻願意留在亞銀而不主動退出感到欣慰，只不過美方也注意到極力主張亞銀新模式的錢復，因為此案而得罪了保守派大老、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外交教父」沈昌煥，為其未來仕途擔憂。一九八六年春，北京正式加入亞銀，台北則連續兩年未出席年會，也不參加相關活動，直到李登輝上台後的一九八八年春天，才在「抗議中」重回亞銀會場。 （相關報導： 一場牢獄讓教師家庭全變！外省二代揭白色恐怖「感化教育」秘辛：最討厭國民黨的是外省人 ｜ 更多文章 ）
國府「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因亞銀會籍案而出現「賊來漢不走」的情況，接著在一九八六年春天發生的意外事件，進一步讓蔣經國所提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開始鬆動；五月三日一架華航波音七四七貨機自曼谷飛往原定降落的香港啟德機場時，突然偏離既定航線，朝北飛行，這架漆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華航貨機，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後，機長王錫爵公開要求「在祖國大陸定居」，還稱「我很想念大陸的山河和親人」。對於致力於對台統戰與兩岸接觸的中共高層而言，這不啻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於是北京立即要求台北華航總公司盡速派員前來商談貨機處理，欲藉由此事件促成兩岸直接談判，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接見王錫爵時聲稱，北京主張兩岸三通，中國人自己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為佳，他又說，如果同機抵達的其他兩位華航組員想回台灣，北京將充分尊重其意願，然而華航與中國民航彼此派員討論飛機、貨物如何處理的「業務性問題」，總是應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