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孝庭專文: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

2021-03-14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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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蔣經國治理台灣的風格,與父親蔣介石時代所呈現的那種皇朝制度崩解後,舊式軍閥專權色彩濃厚的統御術有所不同。(資料照,顏麟宇攝)

筆者認為,蔣經國治理台灣的風格,與父親蔣介石時代所呈現的那種皇朝制度崩解後,舊式軍閥專權色彩濃厚的統御術有所不同。(資料照,顏麟宇攝)

《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以10個章節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本書同時也揭示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利用一些篇幅來探究蔣經國是一個怎樣的領導人物,其政治性格如何被型塑,接班人選議題,以及吾人應當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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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路上的政治特質

蔣經國在台灣的權力之途,時間上可約略以1970年前後、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出現劇烈變化之際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全球冷戰的邊界穿越了台灣海峽,把台灣劃入「自由世界」陣營裡;拜東、西方冷戰對抗之賜,台北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基本上獲得以美國為首全球反共陣營的支持與認可。外交上,國府退守海島一隅,卻得以維持著「聯合國5強」的虛幻表象;內政上,在強人體制運作下,蔣介石把中國傳統「皇朝經驗」與「家天下」概念,由大陸帶到海島來,有限度的民主機制運作,僅是維持「自由中國」所需的點綴品。這段時期蔣經國在父親的庇蔭與栽培下,得以在國安情報、大陸工作、退除役官兵輔導、外交與國防等各領域獲得歷練,甚至被允許有出差錯的空間,1957年「劉自然事件」與60年代初期屢試屢敗的敵後工作,即是鮮明的例子。

到了70年代之後,情況出現了大逆轉。華府與北京所發表的《上海公報》,把台灣視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而在本質上卻已隱然否定「台北代表全中國」此一命題,美政府逐步放棄國府並改承認北京,成為既定目標。就在此時,蔣經國取代老邁的父親開始主導國政,不論內政或外交,他主政後所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20年截然不同的景象,面對內外艱困挑戰,不論蔣經國本人喜歡與否,他在心態上與實際作為進行大幅度調整,不但迫切而且必要。

1972年2月27日,中美兩國政府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2月28日發表,又稱《中美上海公報》,簡稱《上海公報》。(取自中國評論月刊網路版)
1972年2月27日,中美兩國政府在上海簽署《聯合公報》,2月28日發表,又稱《中美上海公報》,簡稱《上海公報》。(取自中國評論月刊網路版)

對於一位成長且受惠於黨國威權體制的政治人物而言,蔣經國主政後在心理與決策上的轉折,注定是一段苦澀的經歷。吾人無法全然視之為理所當然,君不見古今中外多少獨裁或者威權統治者,因無法適應內外局勢轉變,而進行必要之轉型,最終走向被推翻或者自我毀滅之路。那麼蔣經國的政治性格從何而來,又如何轉變?耶魯大學冷戰史專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曾評論,蔣介石領導北伐完成國家初步統一,率領軍民進行8年對日艱苦抗戰,獲得最終勝利;在他一生中各個時期,他總是必須不斷說服自己「我本人就是中國」(Chiang had come to believe that he was China),若非如此,在國家遭逢內憂外患、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他恐怕難以撐到最後一刻。文安立認為老蔣在這方面政治性格的展現,與二次大戰領導「自由法國運動」對抗納粹德軍的戴高樂,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或可解釋,蔣介石縱橫馳騁於中國政壇沙場數十載,在黯然敗退來到台灣彈丸之地後,心態上仍將自己視為至高無上領袖,擁有最尊貴的威望與最絕對的權力,無法容忍任何人挑戰其地位,遑論實踐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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