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過去的這個週末，氣溫陡降10幾度，一個老友聚會中，好幾位戴上了口罩。然而，17～19度在這個季節其實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星期4、5的30度高溫。而這幾天的氣溫「劇烈變化」，正是全球氣候變遷的縮影：氣候變化不會是平滑曲線，而是「鋸齒狀」的上行/下行走勢，出現「尖利」震盪，人們就會因為適應不良而受苦——4天的10度變化則受涼、感冒，10年的旱澇交錯則全國受煎熬。
全球暖化是否人為造成？全球暖化是否為劇烈天候的唯一因素？爭議還在繼續，但橫亙在眼前的問題卻是：劇烈天候變遷已經在全球造成災害，而且愈來愈劇烈。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努力當然是有意義的，但是卻顯得緩不濟急（甚至最終證明無力回天），那麼，人類的苦痛要怎麼辦？答案令人無奈：還是得靠各國政府。——從人民角度看，是個人無法對抗天災，必須政府來；從全球角度觀之，是各國「自掃門前雪」，顧不到他國。
以此觀之，美國總統川普反而是先覺者，美國儘可能拋棄原本負擔沈重的國際「包袱」，希望能將資源、力量用在美國。當然，這個策略是否正確還有待驗證。
美國從國際組織抽腿（如巴黎公約、TPP等），令中國大為興奮，媒體莫不認為「中國撿了現成」，但中國是否就「贏了」（如經濟學人所言），也有待驗證。
本專欄曾經提到，習近平一再強調的「中國夢」，裡頭藏著習大大的「天可汗」夢。且看唐太宗李世民當時的氣候挑戰是什麼？
氣象學家根據數目年輪等古代氣候記錄「讀」出：西元8～15世紀是所謂「中世紀溫暖期」，也就是西元700年到1499年之間，全球氣溫平均偏高。易言之，700.AD之前的100年，氣溫平均較低，也就是相對穩定。
600AD.的中國是隋文帝在位，南北朝才結束11年，中國人民正享受「開皇之治」。然而，隋文帝開皇初年還處於分裂狀態，南北朝兵連禍結、民生凋敝，隋朝百廢待舉，隋文帝甚至一度將中央政府從長安移往洛陽「就穀」（遷就糧食供應）。於是他普設義倉，鑿廣通渠（關中地區的運河），到隋煬帝即位時，史載「人口益多，府庫盈溢」。可是隋煬帝雖然繼續開鑿大運河，卻用於個人逸樂，而非民生物資運輸，兩個皇帝做同樣的事，一念之差卻決定了隋朝興亡，人民也因此再陷入苦難。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時（626AD.），唐朝已經統一天下，但李世民面對的是一個戰亂後的中國社會。當然，他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但是貞觀之治的運氣運氣成分也很高：一年又一年連續大豐收，商旅可以「千里不齎糧」，曾經有一年「全國死刑犯29人」，那可是人民安居樂業不願犯法的重要指標。而那才是唐太宗能夠成為「天可汗」的本錢——外國商人可以到長安做生意，外國使節來長安可以慷慨接待，乃至15吋等雨線以外的地方讓各草原民族的可汗自治，大唐軍隊只對付「挑戰天可汗」的部族（叛變或侵略他部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