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處方箋】悲傷是人之常情…面對親人過世,身為精神科醫師的她這樣走出悲痛

2017-11-20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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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憂鬱症發作的生活事件,通常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與「失去」有關。有些人因為早年的生活經驗或家族史,導致性格特別脆弱,失去往往是造成他們憂鬱病發的原因。失去對我們意義重大的人事物時,也會使人感到悲傷。但悲傷是人之常情,那和憂鬱不同。

我們可能為了失去摯愛、失去意義重大的工作、失去健康而悲傷。我們也可能因為夢想幻滅、永久錯失良機而悲傷。有時因應那些失落的想法和情感實在太痛苦了,使我們難以抽離情緒,一直沉溺在過往的記憶中,鑽牛角尖,放不下來,無法繼續前進。我們可能覺得失去那些東西後,人生不值得再走下去了,甚至覺得完全無法談論內心的感受。這種「複雜的悲傷」和憂鬱是難以區分的。

措手不及的人生巨變

一九八○年某個寒冷的一月天,下午一點半左右,一位護理人員來病房告訴我,有一通私人電話找我。當時我在愛丁堡某個比較高級的郊區小醫院裡擔任實習醫師,那家醫院專門為心臟病患進行復健。我在挑選專科並開始接受精神科的訓練以前,必須先實習一年,這時我已經實習快滿半年了。

如今回想起來,實在有點諷刺,當時我面對的是心臟病患,而且我正打算成為我父親鄙視的精神科醫師。他鄙視精神科醫師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精神科醫師對我弟的精神狀況束手無策。聖誕節期間,我打電話回家,但沒有回家過節,我也沒在電話上跟父親講到話。事實上,我已經不記得最後一次跟他講話是什麼時候了。

「他背部疼痛,他覺得是肌肉拉傷,但身體動彈不得又好不了。」十二月時,我母親在電話上這麼說。「醫生認為是什麼問題?」「他們也不知道,他看過家醫,家醫只叫他躺在床上休息。他似乎全身無力,跟平常判若兩人。」他似乎已經失去了鬥志,彷彿知道自己來日不多了。

身為醫生,我不得不告訴病人他們不想聽的話。但即使你經常做這種事,換成別人告訴你「你的人生將永遠不同」時,你依然會感到措手不及。

那天,天空很灰暗,愛丁堡的冬天幾乎都是籠罩在冰冷的灰幕中。病房一如既往,瀰漫著混合醫院供餐和消毒劑的濃郁味道。在病房外頭的主要通道上,從藥瓶的搖晃聲和插在鎖頭上的鑰匙來看,我知道護理人員正在準備巡房車,以便開始巡房。我進到醫生的辦公室接聽電話,那是一個空曠的大房間,我通常是窩在桌邊,而不是單純坐下來休息。我接起電話。

「喂?我是嘉絲克醫師。」那時以這個頭銜自稱還很新鮮。當下毫無準備,毫無預警,也不像我現在教實習醫師那樣,最好先說「我有壞消息要告訴你」讓人先有個底。我只聽到冷酷的事實:「琳達,我是約翰叔叔,妳爸過世了。」頓時,我感到全身麻痺,胸口緊繃,一陣噁心,我想嘔吐。

當然,我立刻回家奔喪了。當時我先生吉姆已經開始在英格蘭擔任研究科學家,他打算直接開車到我老家,所以我是獨自搭車回去。父親過世的隔天一早,我就搭上南下的火車到格蘭瑟姆,接著一如既往,轉搭深綠色的冒煙柴油火車,沿著筆直的鐵道,穿過林肯郡沼澤,經過成排的甘藍菜田和電線桿,直達地平線遠方的某個海岸隱沒點。沒有人來車站接我,從以前就是如此。我背著背包,走在石板路上,每一步都讓我更接近老家,我開始潸然淚下。

葬禮結束三周後,我展開為期半年的第二階段實習,那是成為正式醫生的必經歷程。這次我換到福爾柯克皇家醫院擔任外科實習醫師。我已經開始封堵內在的悲傷,但我當時沒意識到這點。刻意不讓自己悲傷,再加上新工作令我焦慮,必須投入大量的工作時間,幫我排解了理當感受到的悲傷情緒。我日益感到麻木,也因為我再也不需要設法消除我和父親之間的歧見,而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解脫感。淚已流乾,我只能繼續前進。

(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刻意不讓自己悲傷,可能會憋壞了自己。(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在醫院裡,死亡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以世間萬物的輕重緩急來說,一個堅決不肯戒菸的頑固份子想要延長壽命,那有什麼意義呢?在醫院裡,每天我們都必須冷靜地決定誰該救、誰不該救;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能毫無緣由地發生,任何事件都可能受到無情命運的左右。

艾文斯先生跟我父親過世時的年紀相當。他因疑似大腸梗阻,再加上曾罹患大腸癌而住院。他進手術室開刀時,我負責協助工作。專科住院醫師史蒂夫和專科主治醫師湯馬斯先生(我們習慣叫他湯米)在探究癌症是否復發,以及若是復發,目前蔓延的程度時,我就在一旁以大型的金屬牽開器,撐住患者的腹壁。手術燈像烈日般照射著我們,我一直很想更換手臂的姿勢。

「看這裡。」湯米說。我從牽開器的末端看著他指的地方,看到腸壁外圍長了類似肉質的真菌,「確定腹腔有局部復發,肝臟可能也有。我們盡量幫他清除,然後就進行縫合。」

幾天後,我走在醫院的通道上,經過艾文斯先生的病房。他的臉色依舊蠟黃,但已停止嘔吐,也開始攝取流體了。他的頭髮緊貼著頭皮,使他看起來格外詭異,他呼喚我進入他的房間。他剛住院、還沒動手術以前,我們曾經稍微聊過。他的兒子還在讀大學,他想看兒子畢業,但我知道機會很渺茫。

我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望向窗外,看著對面鍋爐房冒煙的煙囪。接著,我把頭轉向他,但我仍想繼續看螺旋狀的金屬煙囪,算一下外面那根較細的煙管纏繞了裡面那根煙管幾圈,彷彿我之前從未見過似的。

「我知道妳知道。」他說,正眼看著我。「什麼?」我回應,頓時覺得口乾舌燥。「我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他暫停了一下:「妳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我硬擠出話來。「因為妳每次經過房間時看我的樣子,妳的眼神中反映出我來日不多了。」「怎麼會...」「沒錯。」他說:「小姑娘,妳的表情已經表露無遺了。」接著,他把頭轉開,面向牆壁,我們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他再也沒跟我說過話。

我覺得非常愧疚,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跟他重啟對話,我甚至不知道該不該再和他交談。我要怎麼跟他說,他永遠看不到兒子成年,也看不到他大學畢業?或是說他女兒即將產下的外孫可能永遠見不到他?他開始拒絕進食,兩周後就過世了。

如果我們能談談,關於你所失去的

在福爾柯克皇家醫院裡,連我在內共有十三位住院醫師:五位內科,八位外科,其中有三人是我讀醫學院最後一年就認識的,其他幾位是來自蘇格蘭的其他醫學院,包括格拉斯哥、丹地、亞伯丁。

理論上該由醫生完成的繁瑣工作,都是由我們這些人包辦。實際上,那些事情大多可由護理人員處理,其實我們也是跟護理人員學習怎麼做的。在這群住院醫師中,男性享有優勢,因為護理人員通常是女性,他們都想跟醫生約會。有些護士願意為娃娃臉的年輕實習醫師做任何事情,甚至為他準備早餐,只要那個實習醫師提出要求時,不忘施展魅力並邀請護士一起夜遊就行了。至於妙手回春、救人一命之類的盛舉,則是由資深的住院醫師來做。

他們需要靠我們取得驗血結果和X光片,好讓專科主治醫師巡房時使用。此外,他們不願動手的勞務,也需要我們代勞。我很快就發現,那也包括跟病患說話。根據我的經驗,外科醫師對這種事情通常是能免則免。

麥可是我的同事,外型削瘦結實,來自蘇格蘭的亞伯丁市,口音很重,一開始我幾乎聽不太懂他在說什麼。(讀醫學院時,某個學期,我一直以為我們的病理講師是北歐人,後來才知道那是蘇格蘭東北部說英語的腔調)。麥可和我對彼此有足夠的了解,後來培養出不錯的共事默契。他和病房的某位護理人員約會時,我竟然還會覺得有點吃味。即使吉姆在英格蘭工作,導致我們聚少離多,但我畢竟是已婚婦女。我二十二歲結婚,這時結婚還不到三年,但我已經開始覺得婚姻有種難以言喻的局限感。

(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某天結束疲憊的一天後,我和麥可一起坐在辦公室裡。一如既往,我們又聊到每次在病房裡討論到攸關生死的痛苦議題時,感覺總是很凌亂複雜。我跟他提起艾文斯先生,以及那件事對我產生的深遠影響。「我感到很愧疚,也很怯懦。我覺得我應該主動去跟他說話,但沒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想談。」「妳的意思是沒有人問過他。外科醫師是在扮演神的角色,決定誰想知道、誰不想知道。」麥可的態度向來務實開明,注定是當家醫的料。

「也許有些人希望自己能夠為死亡預作準備。」我還是這麼想。「不要為這種事情感到愧疚。」麥可說,抬起頭來看我,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讓我頓時好想擁抱他,但我沒有行動。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得知自己即將死亡也可能觸發悲傷,你可能為了再也無法體驗人生而感到悲痛。

事實上,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在經典著作《論死亡與臨終》裡描述的悲傷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不是在痛失親友的人身上看到的,而是在臨終者的身上看到的。

我在醫院裡擔任實習醫師時,看到很多患者試圖接納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照顧他們的人通常很少協助他們那樣做。有些患者在久病纏身下,陷入意志消沉,有些則是對未來充滿恐懼或憤怒,還有一些人則是陷入純然的憂鬱(我現在懷疑艾文斯先生就是如此),無法傳達心聲,也無法獨自面對死亡,因為沒有人主動伸出援手,理解他們的沉默。

如今,綜合醫院裡都有一些心理健康連絡人員,可以協助處理這種情況,但是當年沒有這種人力安排,我們只能胡亂摸索。不過,在綜合醫院裡,要判斷周遭人的憂鬱程度(從恐懼到消沉,再到絕望)其實不難。只要你願意睜大眼睛仔細觀察,現在依然不難。

如今我很想知道,父親臨終前躺在病禢上,是否有機會談到他的恐懼和擔憂。據我對他的了解,也許他並不想談,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當時我只知道,他若是活下來,卻不能像以前那樣活躍的話,他會活得非常哀怨(現在我依然這麼想)。我無法想像父親因心絞痛而癱臥在床,那對不分天候都敢爬上雲霄飛車軌道及跳入北海裡游泳的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接受的失落。

與失去之痛初次交手

為期六個月的實習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我們每三晚就要值班兩晚,每三個周末就有兩個必須隨時待命,至於周一到周五更是天天隨時待命。某晚我可能是第一個待命順位,隔天晚上變成第二待命順位,為同事備援—也就是說,我不必工作,但也不能離開醫院,只能看電視或翻閱《每日記事報》以打發時間。第三晚就不必值班了,但我們通常只會去醫院隔壁的酒吧,彷彿全世界除了醫院以外,其他的地方都不存在似的。

此外,我們也經常開派對,因為總是有一些名目可以慶祝,例如生日、通過考試、工作面試順利等等。一開始我盡量避免參加聚會,因為父親才剛過世,我那麼歡樂似乎不太得體,我覺得很歉疚。不過,在此同時,我也告訴自己,如今少了他從遠處評斷我,永遠不知道他想要什麼或想些什麼,往後我的人生將會比較輕鬆。

漸漸的,隨著時間經過,我的信心開始恢復了,終於能夠好好睡覺(父親過世後,我一直難以入眠)。我又恢復以前的樣子,看起來像個有條理、稱職又有效率的實習醫師。我覺得前半年的實習工作比較容易融入,因為一般內科沒那麼陽剛,有較多的時間和病患對話。外科則比較側重實做,而非對話,外科看待生死的方式很簡單:你要嘛就是能夠動刀取出,不然就是無法取出。這種看待疾病的方式非常明確,毫無模糊地帶,我可以明白它的誘人之處。

(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紓解「失去」痛苦的解藥是「說出來」。(示意圖非本人/翻攝自youtube

在急診室裡,我學會如何幫在附近藍哥牛仔褲工廠工作的女工移除縫紉機的縫針(通常是一次移除兩根針,因為藍哥牛仔褲確實像廣告標榜的那樣「雙針車縫」),如何從紅腫疼痛的眼睛裡移除金屬碎片,以及如何從嬰兒的鼻子裡移除玻璃珠。附近福斯灣口的石化廠發生有毒化學傷害事件時,我也為他們施打解毒劑。我可以療癒傷患,或至少讓他們立刻感覺好一些,我知道這些都是當精神科醫師永遠無法做到的。

某周日的上午八點半,緊急呼叫鈴把我喚醒,那時我才剛上床就寢三個小時,但感覺睡得更短。周六晚上的醫院向來特別忙碌,那晚我又檢查了一個滿嘴髒話、酒醉跌傷的醉漢。蘇格蘭中部的民族主義在酒精的煽動下總是分外強烈,我不得不隱藏我的英格蘭口音,以策安全。

眼看著即將面對緊急狀況,我穿著藍色的手術衣直衝急診室,跑了兩百碼(我已經把手術衣當成睡衣了)。我們在急診室的大門外等著救護車抵達,在冷冽的晨間空氣中聽取急診室的護理人員簡報狀況。「我們只知道一面牆垮下來,壓到一個孩子。孩子當時在建築工地玩耍,急救團隊正趕過來。」「幾歲?」我問道。「九歲。」她噘嘴回應。

我們煩躁地用手臂拍動身子取暖,聽到遠處傳來的救護車警笛聲越來越近。我的心臟跳得飛快,即使警笛聲那麼響亮,我依然聽得見自己的心跳。

救護車一停在門口,兩位救護人員馬上鑽出後車門,把救護車裡的擔架搬到外頭等待的推車上。這時急救團隊已經趕到,迅速把推車推進搶救室,他們都圍到傷者的周邊進行搶救。搶救室的門隨即關上,我知道有急救團隊在,已經不需要我了。身為最年輕的醫護人員,我覺得當下我最不管用,只能退後觀望及等待。

接著,一位正要衝進搶救室的護理人員抓住我的手臂。「他們是孩子的父母,妳去跟他們談談。」一對看起來三十出頭的夫妻在候診室的外頭徘徊。我走過去時,那個男人一臉期待地站了起來,走向我。跟他們談談...我能談什麼?「發生了什麼事?」我問道。「有消息了嗎?」他沒理會我的問題,急切地問道。「還沒有消息。」

那個男人像洩了氣的氣球,女人則是突然哭了起來,發出可怕的號哭聲,彷彿野生動物承受著痛苦似的。男人把手臂搭在她的肩上,以巨大的手掌蓋住她的臉,接著轉過頭來看我。「我們以為她還在睡覺,根本不知道她跑出去玩了。拜託!周日一大早的!我們都想多睡一點。之前我們就告訴過孩子,要離隔壁遠一點,但他們沒聽進去。我知道那堵老牆不安全...我告訴過孩子了。」

「他們在做什麼?現在情況怎樣?」女人問道:「我想去看她。」她試圖掙脫,但先生緊緊地抱著她,我猜那個男人應該是孩子的父親。「妳現在也無能為力,讓急救團隊去處理吧,他們會盡力的,我知道。」他那期待的表情掩飾不了語氣裡的顫抖。

過了約二十分鐘,我端了一些熱茶給他們和我自己,坐了下來。他們的熱茶一直放在桌上沒動,我喝了熱茶,希望能藉此醒醒腦。急診室的其他地方都是空的,清潔人員剛來打掃。地板蠟的香氣開始在廊道間擴散,朝著我們飄了過來。周六夜晚摔傷的醉漢,在酒精的麻醉下,暫時還感覺不到疼痛,他們通常要等到早上十一點左右才會陸續進來。至於大人做園藝受傷,或是小孩騎單車摔傷,通常是午後才會來掛急診。目前整個急診室都很安靜。

最後,骨科的專科住院醫師踏出搶救室,走向我們。「班克斯先生和太太...」他說。但那女人就像所有的母親對親生骨肉都有第六感一樣,在醫生還來不及開口之前,就知道他要說什麼了。「她走了對不對?」她出奇地平靜,反而是她的先生一臉震驚。

「非常抱歉,我們盡力搶救了,但她抵達時已經停止呼吸,傷勢太重,我們無力拯救她。」他把一份病歷塞到我手中,把我拉到一旁。「寫上『到院前死亡』,我已經寫了一些紀錄。胸部和頭部有多處受傷,無法搶救,最好明天打電話通知地方檢察官。」在蘇格蘭,突發的可疑死亡或意外死亡都必須通報地方檢察官,而不是法醫。

「但我應該對他們說什麼...應該怎麼處理...」我指著門邊那對啞口無言的夫妻。「妳自己看著辦吧,了解一下究竟發生了什麼狀況,警方會找他們做筆錄,我需要吃點早餐。」語畢,他就漫步離開了,雙手插在口袋裡,彷彿他剛剛出來晨間散步似的。

後來我不禁納悶,當下他真的有任何感受嗎,還是他已經對他人的悲苦完全無感了?或許他從來沒有接獲噩耗的經驗。我知道我不想變成那種對他人的痛苦和絕望,感到稀鬆平常的醫生。但這種想法終究是有風險的—你有時可能變得太過在乎。

後來我也不知道小女孩的家長怎麼了,我希望他們還能跟彼此談起女兒,為失去這個來不及長大的孩子一起流淚。在之後的職業生涯中,我遇到很多無法接受這種生離死別而陷入絕望和憂鬱的患者。我也學到藥物如何幫他們紓解缺乏食欲、體重直直落的身體症狀,如何重振活力,減少輕生的念頭。

為了紓解失去的痛苦,你必須做一件事,那也是我喪父時遺漏的一點:說出來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究竟出版我跟你一樣絕望,我是你的心理醫師
責任編輯/蔡昀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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