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在經典著作《論死亡與臨終》裡描述的悲傷五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沮喪、接受—不是在痛失親友的人身上看到的，而是在臨終者的身上看到的。
我在醫院裡擔任實習醫師時，看到很多患者試圖接納那些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照顧他們的人通常很少協助他們那樣做。有些患者在久病纏身下，陷入意志消沉，有些則是對未來充滿恐懼或憤怒，還有一些人則是陷入純然的憂鬱（我現在懷疑艾文斯先生就是如此），無法傳達心聲，也無法獨自面對死亡，因為沒有人主動伸出援手，理解他們的沉默。
如今，綜合醫院裡都有一些心理健康連絡人員，可以協助處理這種情況，但是當年沒有這種人力安排，我們只能胡亂摸索。不過，在綜合醫院裡，要判斷周遭人的憂鬱程度（從恐懼到消沉，再到絕望）其實不難。只要你願意睜大眼睛仔細觀察，現在依然不難。
如今我很想知道，父親臨終前躺在病禢上，是否有機會談到他的恐懼和擔憂。據我對他的了解，也許他並不想談，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當時我只知道，他若是活下來，卻不能像以前那樣活躍的話，他會活得非常哀怨（現在我依然這麼想）。我無法想像父親因心絞痛而癱臥在床，那對不分天候都敢爬上雲霄飛車軌道及跳入北海裡游泳的人來說，是一種難以接受的失落。
與失去之痛初次交手
為期六個月的實習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我們每三晚就要值班兩晚，每三個周末就有兩個必須隨時待命，至於周一到周五更是天天隨時待命。某晚我可能是第一個待命順位，隔天晚上變成第二待命順位，為同事備援—也就是說，我不必工作，但也不能離開醫院，只能看電視或翻閱《每日記事報》以打發時間。第三晚就不必值班了，但我們通常只會去醫院隔壁的酒吧，彷彿全世界除了醫院以外，其他的地方都不存在似的。
此外，我們也經常開派對，因為總是有一些名目可以慶祝，例如生日、通過考試、工作面試順利等等。一開始我盡量避免參加聚會，因為父親才剛過世，我那麼歡樂似乎不太得體，我覺得很歉疚。不過，在此同時，我也告訴自己，如今少了他從遠處評斷我，永遠不知道他想要什麼或想些什麼，往後我的人生將會比較輕鬆。
漸漸的，隨著時間經過，我的信心開始恢復了，終於能夠好好睡覺（父親過世後，我一直難以入眠）。我又恢復以前的樣子，看起來像個有條理、稱職又有效率的實習醫師。我覺得前半年的實習工作比較容易融入，因為一般內科沒那麼陽剛，有較多的時間和病患對話。外科則比較側重實做，而非對話，外科看待生死的方式很簡單：你要嘛就是能夠動刀取出，不然就是無法取出。這種看待疾病的方式非常明確，毫無模糊地帶，我可以明白它的誘人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