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非常愧疚，完全不知道要怎麼跟他重啟對話，我甚至不知道該不該再和他交談。我要怎麼跟他說，他永遠看不到兒子成年，也看不到他大學畢業？或是說他女兒即將產下的外孫可能永遠見不到他？他開始拒絕進食，兩周後就過世了。
如果我們能談談，關於你所失去的
在福爾柯克皇家醫院裡，連我在內共有十三位住院醫師：五位內科，八位外科，其中有三人是我讀醫學院最後一年就認識的，其他幾位是來自蘇格蘭的其他醫學院，包括格拉斯哥、丹地、亞伯丁。
理論上該由醫生完成的繁瑣工作，都是由我們這些人包辦。實際上，那些事情大多可由護理人員處理，其實我們也是跟護理人員學習怎麼做的。在這群住院醫師中，男性享有優勢，因為護理人員通常是女性，他們都想跟醫生約會。有些護士願意為娃娃臉的年輕實習醫師做任何事情，甚至為他準備早餐，只要那個實習醫師提出要求時，不忘施展魅力並邀請護士一起夜遊就行了。至於妙手回春、救人一命之類的盛舉，則是由資深的住院醫師來做。
他們需要靠我們取得驗血結果和X光片，好讓專科主治醫師巡房時使用。此外，他們不願動手的勞務，也需要我們代勞。我很快就發現，那也包括跟病患說話。根據我的經驗，外科醫師對這種事情通常是能免則免。
麥可是我的同事，外型削瘦結實，來自蘇格蘭的亞伯丁市，口音很重，一開始我幾乎聽不太懂他在說什麼。（讀醫學院時，某個學期，我一直以為我們的病理講師是北歐人，後來才知道那是蘇格蘭東北部說英語的腔調）。麥可和我對彼此有足夠的了解，後來培養出不錯的共事默契。他和病房的某位護理人員約會時，我竟然還會覺得有點吃味。即使吉姆在英格蘭工作，導致我們聚少離多，但我畢竟是已婚婦女。我二十二歲結婚，這時結婚還不到三年，但我已經開始覺得婚姻有種難以言喻的局限感。
某天結束疲憊的一天後，我和麥可一起坐在辦公室裡。一如既往，我們又聊到每次在病房裡討論到攸關生死的痛苦議題時，感覺總是很凌亂複雜。我跟他提起艾文斯先生，以及那件事對我產生的深遠影響。「我感到很愧疚，也很怯懦。我覺得我應該主動去跟他說話，但沒有人知道他是否真的想談。」「妳的意思是沒有人問過他。外科醫師是在扮演神的角色，決定誰想知道、誰不想知道。」麥可的態度向來務實開明，注定是當家醫的料。
「也許有些人希望自己能夠為死亡預作準備。」我還是這麼想。「不要為這種事情感到愧疚。」麥可說，抬起頭來看我，露出令人安心的微笑，讓我頓時好想擁抱他，但我沒有行動。
當時我不知道的是，得知自己即將死亡也可能觸發悲傷，你可能為了再也無法體驗人生而感到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