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立刻回家奔喪了。當時我先生吉姆已經開始在英格蘭擔任研究科學家，他打算直接開車到我老家，所以我是獨自搭車回去。父親過世的隔天一早，我就搭上南下的火車到格蘭瑟姆，接著一如既往，轉搭深綠色的冒煙柴油火車，沿著筆直的鐵道，穿過林肯郡沼澤，經過成排的甘藍菜田和電線桿，直達地平線遠方的某個海岸隱沒點。沒有人來車站接我，從以前就是如此。我背著背包，走在石板路上，每一步都讓我更接近老家，我開始潸然淚下。
葬禮結束三周後，我展開為期半年的第二階段實習，那是成為正式醫生的必經歷程。這次我換到福爾柯克皇家醫院擔任外科實習醫師。我已經開始封堵內在的悲傷，但我當時沒意識到這點。刻意不讓自己悲傷，再加上新工作令我焦慮，必須投入大量的工作時間，幫我排解了理當感受到的悲傷情緒。我日益感到麻木，也因為我再也不需要設法消除我和父親之間的歧見，而產生了一種奇怪的解脫感。淚已流乾，我只能繼續前進。
在醫院裡，死亡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以世間萬物的輕重緩急來說，一個堅決不肯戒菸的頑固份子想要延長壽命，那有什麼意義呢？在醫院裡，每天我們都必須冷靜地決定誰該救、誰不該救；任何糟糕的事情都可能毫無緣由地發生，任何事件都可能受到無情命運的左右。
艾文斯先生跟我父親過世時的年紀相當。他因疑似大腸梗阻，再加上曾罹患大腸癌而住院。他進手術室開刀時，我負責協助工作。專科住院醫師史蒂夫和專科主治醫師湯馬斯先生（我們習慣叫他湯米）在探究癌症是否復發，以及若是復發，目前蔓延的程度時，我就在一旁以大型的金屬牽開器，撐住患者的腹壁。手術燈像烈日般照射著我們，我一直很想更換手臂的姿勢。
「看這裡。」湯米說。我從牽開器的末端看著他指的地方，看到腸壁外圍長了類似肉質的真菌，「確定腹腔有局部復發，肝臟可能也有。我們盡量幫他清除，然後就進行縫合。」
幾天後，我走在醫院的通道上，經過艾文斯先生的病房。他的臉色依舊蠟黃，但已停止嘔吐，也開始攝取流體了。他的頭髮緊貼著頭皮，使他看起來格外詭異，他呼喚我進入他的房間。他剛住院、還沒動手術以前，我們曾經稍微聊過。他的兒子還在讀大學，他想看兒子畢業，但我知道機會很渺茫。
我坐在病床邊的椅子上，望向窗外，看著對面鍋爐房冒煙的煙囪。接著，我把頭轉向他，但我仍想繼續看螺旋狀的金屬煙囪，算一下外面那根較細的煙管纏繞了裡面那根煙管幾圈，彷彿我之前從未見過似的。
「我知道妳知道。」他說，正眼看著我。「什麼？」我回應，頓時覺得口乾舌燥。「我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他暫停了一下：「妳知道為什麼嗎？」「為什麼？」我硬擠出話來。「因為妳每次經過房間時看我的樣子，妳的眼神中反映出我來日不多了。」「怎麼會...」「沒錯。」他說：「小姑娘，妳的表情已經表露無遺了。」接著，他把頭轉開，面向牆壁，我們的對話就這樣結束了，他再也沒跟我說過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