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於中國對香港的言論和政治活動施加新的限制，加上過去一年抗議活動導致社會動蕩不安，一切都削弱了在香港這個亞洲金融中心生活和工作的吸引力，讓香港的外籍人士群體不斷減少。
最近幾個月來，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員和家屬加快了離港速度。負責行政招聘的人士說，中國最近在香港實施的新國安法讓他們更難說服西方求職者移居香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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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至6月，香港移民部門簽發的專業人士工作簽證減少了60%以上，降至7717個，而2019年同期的簽證數量為19756個，當然其中可能也有新冠疫情方面的原因。
香港有些國際學校也預計即將開始的新學年將遭遇入學率下降，因為比起離開的家庭，搬到香港來的家庭越來越少。
在離開的人當中有部分金融界人士，但也有許多人暫時沒走。由於中國公司在香港大量發行股票和債券，加之今年大量資本流入香港，當地投行和資產管理公司的生意風生水起。
香港倡導新聞自由的盛譽也讓這座城市成為包括《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內的西方媒體駐亞洲的樞紐，但由於國家安全法和近期簽證的延遲批准，有些新聞機構已將工作人員遷至亞洲其他地區，或是制定了應急方案以便在必要時搬離。
但即便是在香港近期陷入動蕩之前，有些西方銀行和企業也已經將部分全球高層派駐到了新加坡。
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 AG）一位發言人說，德銀新任亞太地區首席執行長最近從法蘭克福調任至新加坡。過去十年來，德銀的亞太區首席執行官要嘛駐香港，要嘛駐新加坡。瑞士信貸集團（Credit Suisse Group AG）和瑞銀集團（UBS Group AG）目前也有亞洲區高層管理人員駐紮新加坡。
一位不願透露全名的加拿大公民約翰（John）在香港一家投資公司工作。他說，他正打算在9月份之前與妻子和1歲的兒子移居新加坡或北美。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原因之一就是去年香港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發生的暴力衝突，其中有些衝突就發生在他們公寓附近。
「汽油彈，催淚瓦斯，暴力，這種環境不適合養育子女，」2016年從紐約移居香港、今年49歲的約翰說。他表示，今年夏天推出的《國家安全法》是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擔心這部法律會阻礙分析師的研究，並增加中國政府對香港本地管理資金的審查。
「這在金融界引起了很多關注……他們（在法律上）使用的那些說法，比如顛覆、分裂國家和恐怖主義，都是些非常寬泛的詞彙，可以指代很多事情，」他說：「如果人們開始擔心自己寫了什麼，說了什麼，對香港來說將是非常不利的。」 （相關報導： 華爾街日報》要讓電動車降價，答案在你的手機裡！一窺特斯拉前技術長的高難度新事業 ｜ 更多文章 ）
中國對香港自治權的收緊改變了那些不贊成新國安法、也有能力外遷的外籍人士的計劃。有些律師、商業顧問和教師已經離開香港，去其他國家從事類似的工作，他們的理由是需要言論自由，需要為給自己和家人更穩定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