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鳩山一郎，本來早在1946年就有機會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一職，然而他卻因為民族主義色彩過於強烈，硬是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介入下被迫「公職流放」，改由「親英美」的吉田茂出任戰後日本的第一屆內閣總理大臣。為此鳩山一郎對美軍恨之入骨，並且將推動與蘇聯還有中共「關係正常化」視為日本重新建立獨立自主外交道路的第一步，更是不可能替台灣發聲。
顯然對於鳩山一郎，還有許許多多的亞洲民族主義者而言，在韓戰中與美軍打成平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了新一代大亞細亞主義的化身，乃至於所有有色人種的驕傲。中華民國身為聯合國四強中唯一的有色人種國家，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得到過有色人種國家的敬重。或許只有在1945年到1949年，那短短四年曇花一現的時間裡，曾經勉強被當成戰勝國看待而已。
在「萬隆會議」中崛起的台獨運動
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遭到亞洲國家唾棄，伴隨而來的不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受到歡迎，台獨運動也一度被認為是「美帝國主義」間接的受害者，廣泛得到東南亞民族主義者同情。根據新加坡老記者陳加昌先生的說法，泰國、南越與菲律賓等反共國家都在美國要求下，嚴格禁止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入境活動，完全把台獨視為中共同路人看待。
倒是對於反美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台獨是中共之外另外一個突破美國封鎖的合作夥伴，因為只要能多打擊一次中華民國政府，就是少掉一條「美帝國主義」強加在東方民族身上的「枷鎖」。尤其對於印尼國父蘇卡諾而言，幫助台獨還不只是現實利益上，還有道德上的考量，因為確實有不少台灣人在印尼獨立戰爭中幫助了蘇卡諾。
其中太平洋戰爭時期，以翻譯身份被派往印尼的日本外務省的陳智雄，就在日本投降後將大批日軍遺留武器轉交給蘇卡諾，讓他有能力抵抗試圖捲土而來的荷蘭殖民統治者。「反西方」的精神，將中共、台獨與東南亞民族主義者緊密的綁到了一起。所以後來陳智雄被廖文毅任命駐東南亞巡迴大使，就能靠著這特殊的關係爭取蘇卡諾允許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
反對台灣脫離中國獨立，不只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主張，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張，所以廖文毅出席「萬隆會議」顯然是違反了中共的「一個中國」原則。然而廖文毅卻還是在陳智雄的協助下，奇蹟般的出席了這場中華民國與大韓民國都遭到排擠的會議。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周恩來決定放水讓廖文毅到印尼宣揚他的台獨理念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50年代的中共尚不具備武力攻佔台灣的能力，所以任何能抵銷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統治的力量，都是中共可以考慮合作的對象。畢竟中共「統一戰線」的最高原則，就是「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再來則是許多東南亞國家古代都有向中國王朝朝貢的經歷，他們在與中共合作反抗西方霸權的同時，也深怕中共崛起後會成為新時代的「中央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