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明亮的地方》選刊(2):你像樹一樣迎風而立

2014-09-10 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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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流亡作家余杰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書寫台灣民主地圖,特別走訪陳文成紀念室。(時報出版提供)

中國流亡作家余杰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書寫台灣民主地圖,特別走訪陳文成紀念室。(時報出版提供)

二00九年夏,我應台灣民主基金會「中國人權系列講座」計畫之邀訪問台灣。臨行前夕,出版人廖志峰傳來一篇文章〈青春是一個短暫的夢〉,是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舉辦的「我的三十一歲」接力串寫活動所寫的徵文。

讀完之後,我點開基金會的網址,繼續讀不同作者寫的同一主題文章。有不到三十一歲的作者展望即將到來的三十一歲,有年長的作者回憶逝去的三十一歲。我就想,我也來寫一篇吧,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名中國作者。

那一夜,你遭受了怎樣的酷刑?

一波三折的赴台訪問終於成行,在與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女士見面時,我們談到當年的黨外運動。她告訴我,在海外的台灣人中,最了不起是陳文成,他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回到台灣為人權吶喊,以生命殉自由,開啟了新一輪民主抗爭浪潮。楊黃美幸是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她強烈建議,有時間一定要去陳文成博士紀念室參觀。

湊巧的是,訪台第二日,廖志峰便帶我去位於新生南路一條小巷內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室。

多年研究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婦熱情地接待了我。他們介紹說,陳文成在台灣長大,後赴美留學,為美國永久居民,任教於卡內基美侖大學,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同時大膽批評國民黨專制統治,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一九八一年,在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相繼發生的白色恐怖之中,陳文成冒著風險回到台灣。隨即遭到警總拘留審問,隔日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的草坪上,屍體的手肘、手指都是刺洞,大腿瘀青,嘴角流血。

當局宣稱,陳文成是自己墜樓。但屍體被發現時,皮帶扣在胸前襯衫外,好像是用來拖屍體的。雙腳襪子不見了,左腳穿皮鞋,右腳光腳丫,鞋裡塞有一張百元新鈔。這是謀殺,不是自殺。

然而,陳文成案與林宅血案一樣,至今仍未告破,成為台灣轉型的重大缺憾。二000年,陳文成事件調查工作小組指出,警備總司令汪敬煦等人涉案

在當時風聲鶴唳的社會氛圍下,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立即燒毀家中所藏愛子的書信、文件與資料。因此,如今這裡所能展示的遺物相當有限,遂謙虛地命名為「紀念室」而非「紀念館」。即便如此,在我眼中,這間小小的紀念室,乃是台北比一0一大樓更醒目的地標。

紀念室的展示空間,最突出的是一弧形主牆,牆面勾勒蜿蜒的觀音山脈,牆面前下方的藍色線條,是依偎在觀音山旁的淡水河。設計者藉此描繪陳文成出生於林口,成長於台北,象徵他一生與觀音山、淡水河相伴。

館內展示空間分為四類:一、陳文成遺物。二、陳文成生平與戰後台灣大事記。三、陳文成事件大事記。四、基金會活動。林世煜說,他們期待紀念室不只作為後人了解陳文成之所在,更願在有限的空間啟發學生、青年人、社區,傳承鄉土之愛、延續民主之火。

參觀完之後,在會議室內召開一個小型座談會,朋友們請我介紹劉曉波與中國民主運動。我為大家播放了一段劉曉波在被捕之前的錄影,並講述劉曉波為人權奮鬥的經歷。當我介紹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當局瘋狂打壓異議人士的情形時,在場的台灣朋友說,他們仿佛又被籠罩在陳文成遇難前後那個肅殺的氛圍之中。

聽眾中一位簡樸如農夫的老人,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述。朋友介紹說,他就是在美國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如今,黃老先生是國際特赦台灣分部負責人,廉頗老矣,仍在人權事業的第一線,不捨晝夜地打拼。他溫和地微笑著,走在街頭,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如鄰家爺爺的人,就是當年那位「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勇士。

你如慧星般劃過天際,我也走過死蔭的幽谷

訪問陳文成紀念室次日,我在汽車站內的電視上看到一段新聞:關於陳文成當年在警總受審訊的筆錄被發現,記者就此訪問陳文成的姐姐陳寶月。談到弟弟,陳寶月泣不成聲。

三十一歲的生命,如廣陵散戛然而止;三十一歲的生命,如彗星一閃而過。然而,陳文成的生命卻在後人的生命中延續,就像二二八屠殺受難者,就像自焚的鄭南榕,就像天安門屠殺中死難的學生。

那麼,我的三十一歲呢?那是五年前,「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我途經上海,拜會幾位師友。復旦大學附中的黃玉峰老師與我相約,將去拜訪上海文化界元老王元化。前日晚上,我們通了電話。次日早晨,幾名便衣警察闖入黃老師的辦公室,質問說:「為什麼要帶余杰去見王老?」

黃玉峰在「文革」中坐過黑牢,哪會害怕這些鷹犬呢?他反駁說:「我們去見誰,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跟你們無關。」對方悻悻然地離去,臨走拋下赤裸裸的威脅:「你們要去,路上若出問題,自己負責。」

黃玉峰不動聲色,按原計劃帶我去拜訪王老。事後,他才將國保警察的威脅告訴我。他說,他給妻子寫了一張簡短的字條,告知萬一路上發生什麼事,必定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想想有些後怕。次年十二月,我與劉曉波、張祖樺因起草「中國人權報告」被北京警方傳訊。在持續十四小時的審訊中,有一名滿臉橫肉的便衣兇神惡煞地說:「我們這個部門的力量比蘇聯KGB大,可以製造一起車禍讓你人間蒸發。」他說的是真話。共產黨有什麼壞事不敢幹呢,如同它在彼岸的難兄難弟國民黨?如果特務們真的那樣幹了,我不就成了中國的陳文成?

沒有人熱愛死亡,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在三十一歲時中斷。陳文成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的美國夢早已實現,有穩定的教職,有前途無量的學術道路,有嬌弱的妻子與俊美的孩子,有大房子與好車子,為什麼不安享這一切呢?

因為人活著,不單單靠糧食,不單單追求物質。人還需要自由與尊嚴─不僅僅是自己的自由與尊嚴,還有更多息息相關的人的自由與尊嚴。對於陳文成、劉曉波這樣的人來說,只要還有一個人不得自由,他們就不自由。喪鐘不僅為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後來,黃玉峰這位復旦大學附中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平平淡淡地告訴我:「我們不能被恐懼壓倒,當時我決定,一定要按照原計畫去見王老,否則我們就永遠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下。」我想,這正是陳文成冒著生命危險回到台灣的原因。有一種人,像鴿子一樣,要把橄欖枝銜到每一片飛過到土地上。

誰是聰明人,誰是傻瓜?

很多中國人羡慕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中國為何仍然深陷於專制的泥沼之中?除了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兇殘之外,也有不容迴避的原因─怯懦、冷漠、自私和虛偽,像病毒一樣在這個國度傳染、擴散、根深蒂固。在罪惡面前,人們沉默不語、袖手旁觀。中國的知識分子過於聰明,清楚地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能說,只有「明哲」才能「保身」。在他們看來,陳文成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傻瓜」。

「傻」與「不傻」的區別,使中國和台灣走上迥然不同的道路。以我對身處海外的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觀察,同為華人,兩者有天壤之別。在海外的台灣人中,有怒髮衝冠者,有易水高歌者,有撫屍哭叛者,有「雖千萬人,吾往矣」者。他們為尊嚴和自由而戰,他們愛的是台灣的土地與同胞,而非竊取神器、口含天憲的獨裁政權。

而在海外的中國人當中,有見利忘義的「海歸」(龜)「(確實是「縮頭烏龜」),有「愛國」愛到喪心病狂的「憤青」(其實是「糞青」),他們舉著血淋淋的旗幟歡迎到歐美訪問的中共黨魁。六四大屠殺之後,差不多有數十萬中國人領取美國綠卡。但這些拿著「六四血卡」的人當中,有幾個對六四、對「天安門母親」念茲在茲呢?

陳文成沒有離開,他一直在場。他微笑著,矚目著台灣年輕一代的成長。詩人李敏勇寫過一首名為〈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的詩,其中有幾句這樣寫道:「讓我們種下一棵樹╱不是為了記憶死╱而是為了擁抱生……讓我們種下一棵樹╱做為亡靈的安魂╱做為復活的願望╱做為寬恕的見證╱做為慈愛的象徵╱做為公義的指標╱做為和平的祈禱。」我吟誦了許久,我為我的三十一歲與陳文成的三十一歲,在某種意義上有重合與共鳴而榮幸。

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的年輕一代開始認識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認識陳文成等為民主運動獻出生命的先驅。台大學生會提出議案,希望將發現陳文成屍體的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前的廣場命名為「陳文成紀念廣場」。台大校方原則上表示同意,比起拒絕命名「鄭南榕廣場」的成功大學校方來,明智地順應了民意。

盼望下次來到台大的時候,有碑文和塑像在陳文成紀念廣場落成。我更祈願陳文成短暫的人生,成為一棵鬱鬱蔥蔥的大樹,在未來的歲月裡,給後人以遮蔽和鼓勵─讓下一代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人,不再有血腥屠殺,不再有暗夜逮捕,不再有思想檢查,不再有刑求逼供,不再監禁,再流亡,不再,不再……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時報出版)。全書選擇二十五處推動台灣民主的重要景點,也是作者首度嘗試將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導與政治評論共冶於一爐的文體,這是作者個人台灣自由行的地圖,也是台灣人共同的民主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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