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００九年夏，我應台灣民主基金會「中國人權系列講座」計畫之邀訪問台灣。臨行前夕，出版人廖志峰傳來一篇文章〈青春是一個短暫的夢〉，是為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舉辦的「我的三十一歲」接力串寫活動所寫的徵文。
讀完之後，我點開基金會的網址，繼續讀不同作者寫的同一主題文章。有不到三十一歲的作者展望即將到來的三十一歲，有年長的作者回憶逝去的三十一歲。我就想，我也來寫一篇吧，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名中國作者。
一波三折的赴台訪問終於成行，在與民主基金會副執行長楊黃美幸女士見面時，我們談到當年的黨外運動。她告訴我，在海外的台灣人中，最了不起是陳文成，他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回到台灣為人權吶喊，以生命殉自由，開啟了新一輪民主抗爭浪潮。楊黃美幸是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她強烈建議，有時間一定要去陳文成博士紀念室參觀。
湊巧的是，訪台第二日，廖志峰便帶我去位於新生南路一條小巷內的陳文成博士紀念室。
多年研究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林世煜和胡慧玲夫婦熱情地接待了我。他們介紹說，陳文成在台灣長大，後赴美留學，為美國永久居民，任教於卡內基美侖大學，是一位優秀的科學家，同時大膽批評國民黨專制統治，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一九八一年，在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相繼發生的白色恐怖之中，陳文成冒著風險回到台灣。隨即遭到警總拘留審問，隔日發現陳屍於台大校園的草坪上，屍體的手肘、手指都是刺洞，大腿瘀青，嘴角流血。
當局宣稱，陳文成是自己墜樓。但屍體被發現時，皮帶扣在胸前襯衫外，好像是用來拖屍體的。雙腳襪子不見了，左腳穿皮鞋，右腳光腳丫，鞋裡塞有一張百元新鈔。這是謀殺，不是自殺。
在當時風聲鶴唳的社會氛圍下，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立即燒毀家中所藏愛子的書信、文件與資料。因此，如今這裡所能展示的遺物相當有限，遂謙虛地命名為「紀念室」而非「紀念館」。即便如此，在我眼中，這間小小的紀念室，乃是台北比一０一大樓更醒目的地標。
紀念室的展示空間，最突出的是一弧形主牆，牆面勾勒蜿蜒的觀音山脈，牆面前下方的藍色線條，是依偎在觀音山旁的淡水河。設計者藉此描繪陳文成出生於林口，成長於台北，象徵他一生與觀音山、淡水河相伴。
館內展示空間分為四類：一、陳文成遺物。二、陳文成生平與戰後台灣大事記。三、陳文成事件大事記。四、基金會活動。林世煜說，他們期待紀念室不只作為後人了解陳文成之所在，更願在有限的空間啟發學生、青年人、社區，傳承鄉土之愛、延續民主之火。
參觀完之後，在會議室內召開一個小型座談會，朋友們請我介紹劉曉波與中國民主運動。我為大家播放了一段劉曉波在被捕之前的錄影，並講述劉曉波為人權奮鬥的經歷。當我介紹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當局瘋狂打壓異議人士的情形時，在場的台灣朋友說，他們仿佛又被籠罩在陳文成遇難前後那個肅殺的氛圍之中。
聽眾中一位簡樸如農夫的老人，聚精會神地聽我講述。朋友介紹說，他就是在美國刺殺蔣經國的黃文雄。如今，黃老先生是國際特赦台灣分部負責人，廉頗老矣，仍在人權事業的第一線，不捨晝夜地打拼。他溫和地微笑著，走在街頭，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如鄰家爺爺的人，就是當年那位「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勇士。
訪問陳文成紀念室次日，我在汽車站內的電視上看到一段新聞：關於陳文成當年在警總受審訊的筆錄被發現，記者就此訪問陳文成的姐姐陳寶月。談到弟弟，陳寶月泣不成聲。
三十一歲的生命，如廣陵散戛然而止；三十一歲的生命，如彗星一閃而過。然而，陳文成的生命卻在後人的生命中延續，就像二二八屠殺受難者，就像自焚的鄭南榕，就像天安門屠殺中死難的學生。
那麼，我的三十一歲呢？那是五年前，「六四」十五周年前夕，我途經上海，拜會幾位師友。復旦大學附中的黃玉峰老師與我相約，將去拜訪上海文化界元老王元化。前日晚上，我們通了電話。次日早晨，幾名便衣警察闖入黃老師的辦公室，質問說：「為什麼要帶余杰去見王老？」
黃玉峰在「文革」中坐過黑牢，哪會害怕這些鷹犬呢？他反駁說：「我們去見誰，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跟你們無關。」對方悻悻然地離去，臨走拋下赤裸裸的威脅：「你們要去，路上若出問題，自己負責。」
黃玉峰不動聲色，按原計劃帶我去拜訪王老。事後，他才將國保警察的威脅告訴我。他說，他給妻子寫了一張簡短的字條，告知萬一路上發生什麼事，必定不是普通的交通事故。
想想有些後怕。次年十二月，我與劉曉波、張祖樺因起草「中國人權報告」被北京警方傳訊。在持續十四小時的審訊中，有一名滿臉橫肉的便衣兇神惡煞地說：「我們這個部門的力量比蘇聯KGB大，可以製造一起車禍讓你人間蒸發。」他說的是真話。共產黨有什麼壞事不敢幹呢，如同它在彼岸的難兄難弟國民黨？如果特務們真的那樣幹了，我不就成了中國的陳文成？
沒有人熱愛死亡，沒有人希望自己的生命在三十一歲時中斷。陳文成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他的美國夢早已實現，有穩定的教職，有前途無量的學術道路，有嬌弱的妻子與俊美的孩子，有大房子與好車子，為什麼不安享這一切呢？
因為人活著，不單單靠糧食，不單單追求物質。人還需要自由與尊嚴─不僅僅是自己的自由與尊嚴，還有更多息息相關的人的自由與尊嚴。對於陳文成、劉曉波這樣的人來說，只要還有一個人不得自由，他們就不自由。喪鐘不僅為一個人而鳴，乃是為每一個人而鳴。
後來，黃玉峰這位復旦大學附中最受學生愛戴的老師，平平淡淡地告訴我：「我們不能被恐懼壓倒，當時我決定，一定要按照原計畫去見王老，否則我們就永遠生活在恐懼的陰影之下。」我想，這正是陳文成冒著生命危險回到台灣的原因。有一種人，像鴿子一樣，要把橄欖枝銜到每一片飛過到土地上。
很多中國人羡慕實現民主化的台灣。但是，他們沒有想過，中國為何仍然深陷於專制的泥沼之中？除了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兇殘之外，也有不容迴避的原因─怯懦、冷漠、自私和虛偽，像病毒一樣在這個國度傳染、擴散、根深蒂固。在罪惡面前，人們沉默不語、袖手旁觀。中國的知識分子過於聰明，清楚地知道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能說，只有「明哲」才能「保身」。在他們看來，陳文成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傻瓜」。
「傻」與「不傻」的區別，使中國和台灣走上迥然不同的道路。以我對身處海外的台灣人和中國人的觀察，同為華人，兩者有天壤之別。在海外的台灣人中，有怒髮衝冠者，有易水高歌者，有撫屍哭叛者，有「雖千萬人，吾往矣」者。他們為尊嚴和自由而戰，他們愛的是台灣的土地與同胞，而非竊取神器、口含天憲的獨裁政權。
而在海外的中國人當中，有見利忘義的「海歸」（龜）「（確實是「縮頭烏龜」），有「愛國」愛到喪心病狂的「憤青」（其實是「糞青」），他們舉著血淋淋的旗幟歡迎到歐美訪問的中共黨魁。六四大屠殺之後，差不多有數十萬中國人領取美國綠卡。但這些拿著「六四血卡」的人當中，有幾個對六四、對「天安門母親」念茲在茲呢？
陳文成沒有離開，他一直在場。他微笑著，矚目著台灣年輕一代的成長。詩人李敏勇寫過一首名為〈這一天，讓我們種一棵樹〉的詩，其中有幾句這樣寫道：「讓我們種下一棵樹╱不是為了記憶死╱而是為了擁抱生……讓我們種下一棵樹╱做為亡靈的安魂╱做為復活的願望╱做為寬恕的見證╱做為慈愛的象徵╱做為公義的指標╱做為和平的祈禱。」我吟誦了許久，我為我的三十一歲與陳文成的三十一歲，在某種意義上有重合與共鳴而榮幸。
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的年輕一代開始認識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認識陳文成等為民主運動獻出生命的先驅。台大學生會提出議案，希望將發現陳文成屍體的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前的廣場命名為「陳文成紀念廣場」。台大校方原則上表示同意，比起拒絕命名「鄭南榕廣場」的成功大學校方來，明智地順應了民意。
盼望下次來到台大的時候，有碑文和塑像在陳文成紀念廣場落成。我更祈願陳文成短暫的人生，成為一棵鬱鬱蔥蔥的大樹，在未來的歲月裡，給後人以遮蔽和鼓勵─讓下一代的台灣人與中國人，以及全世界所有的人，不再有血腥屠殺，不再有暗夜逮捕，不再有思想檢查，不再有刑求逼供，不再監禁，再流亡，不再，不再……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在那明亮的地方：台灣民主地圖》（時報出版）。全書選擇二十五處推動台灣民主的重要景點，也是作者首度嘗試將深度遊記、人物訪談、新聞報導與政治評論共冶於一爐的文體，這是作者個人台灣自由行的地圖，也是台灣人共同的民主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