悵然的心痛─「轉型正義」也無法撫平：《Ｘ島嶼》選摘（3）

在二○二一年七月二日，陳文成逝世四十週年紀念當天，陳素貞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書寫對象是她的亡夫。她在第二段寫道：「在你猝然離去後，每次想到你，尤其是想起你死得那麼慘，那麼多的內傷，就心痛得不能自己。為了生活，只得把對你的思念埋在記憶深處。」提及他們的兒子這時已四十一歲，有了兩個孩子—老大長得和祖父很像—之後，她接著寫道：「這麼多年過去了，認真想起你時，遺憾之外又有著悵然的心痛。沒想到事過四十年，那一份痛卻不會消失。我們相知相愛的那十二年永遠刻在我心底，雖埋著，但不會遺忘。」陳素貞表達不能自己的悵然心痛以及不會消失的痛，即是實踐了吉娜．金描述的「哀悼的造反」—公開堅稱自己的失落傷痛無法癒合，從而質疑現狀並且要求正義。

四十年多前，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陳素貞到美國國會作證，向國會議員提出了三十九張陳文成遺體的照片，是在他死後兩天，第一次驗屍時所拍攝。該次驗屍結果列出的傷勢包括：十三根肋骨斷裂、一塊骨盆骨破裂，以及多處內傷。她帶領觀者檢視那些傷勢，看來似乎證明了陳文成曾經受刑虐，而不是像國民黨聲稱的那樣因墜樓而死：「肩膀與頸部的傷口」、「右手肘的多處穿刺傷」、「背部有三道平行的深層瘀傷……看來很像是鞭笞的傷痕」。「有些人皺起眉頭，其他人則是轉開了目光。」陳素貞引述她在前一個月發表的一份公開聲明的內容，這麼說道：「警方把他的遺體移置於殯儀館，而我一看到他的遺體就知道他不是死於意外。他身上有太多無法解釋的外傷。」該聲明結尾指出：「我希望世人對於文成的死所做出的反應，將會有助於預防未來再度發生這類殘暴行為。身為文成的妻子，我覺得自己有權利和義務得知他真正的死因，而我也打算窮盡一切的管道。」

陳素貞堅持喚起世人注意陳文成身上的嚴重傷害，以及她失去至愛之後所必須背負的永無止盡精神傷痛—不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皆如此—相當近似於陳文成在台北的家人公開表達的喪子與喪親之痛。在陳文成去世後，其家人公開表達哀悼並且要求正義，同時拒領屍長達幾個月，藉此抗議國民黨政府聲稱陳文成不是他殺的說法；直到次年一月，陳文成才終於得以安葬。他們拒絕領屍的行為，「在文化上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抗議表達方式」。陳文成喪生一年後出版的一本紀念文集收錄了一張照片：陳父陳庭茂站在兒子身著套裝的遺體旁邊，他神情陰鬱，一手以關愛地輕撫著亡子的肩膀。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日本迴避原爆的最後機會─談1945年的「繆斌工作」 ｜ 更多文章 ）

兒子死後，陳庭茂成了替兒子爭取公道的社運人士。陳文成死後的幾個月裡，陳家收到的捐款共計將近兩萬美元。陳庭茂想以兒子的名義成立一項年度獎學金，但政府反對，擔心這麼一項獎學金會「被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人轉變為一年一度的宣傳工具」。陳庭茂堅持多年，一直不願放棄；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到台北的總統府前抗議，身上穿的白色背心上寫著「絕食抗議、還我公道」字樣。根據朋友所言，他遭三十名憲兵包圍，「他們想要把他強制推上一輛軍車，後來才終於說服他離開」。陳庭茂沒有因此喪氣，後來又「散播數千份傳單，呼籲恢復台灣的人權」。台北市政府沒收了兩百本在美國出版的一九八二年陳文成紀念文集之後，他更直接向警備總司令抗議，指稱自己的車輛和行李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遭到政府人員搜查。一九八四年，他走遍美國各地「喚起大眾對於他兒子命案的認知，發表了一百三十五場演說，並且在身上背著兩塊板子，寫著『還我真相、還我兒子』」。

陳庭茂遭威嚇的實地抗議行為，連同他要求正義、真相，以及「還我兒子」的主張，與阿根廷乃至韓國等各地的父母所從事的道德與政治抗議相互呼應。吉娜．金指出，要求讓自己心愛的人死而復生這種主張雖然看似荒謬，卻是「哀悼的造反」的一部分，儘管自己遭受的損失不可能獲補償，仍以哀傷的呼聲要求掌權者認知自己遭受的傷痛無與倫比。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台灣，陳庭茂不是唯一因為痛失親人而採取公共行動之人；反對派領導人物林義雄因為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後，其妻方素敏在一九八三年當選立法委員，而她的選戰後來被稱為「母親的聖戰」。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凶手刻意挑選這個與二二八事件相同的日期），方素敏到監獄探視林義雄，他們的雙胞胎女兒連同林義雄的母親，竟在家裡被害，普遍認為這是一場由政府指使的暗殺行動。多年後，方素敏表示：「大家都以為我是代夫出征，就像是丈夫在美麗島事件裡遭到逮捕的其他那些太太一樣。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代替誰站出來的—是我的雙胞胎女兒和我的媽媽（婆婆）。」換句話說，促使方素敏「站出來」的原因，不是社會認定的那種女性身為妻子所必須負起的責任，而是由哀痛激發的一股內在要求。

「他們想要忘記陳文成的名字，」台灣一名大學教授在一九八四年向《匹茲堡郵報》一名記者表示：「台灣的教育部拒絕了一項以他名字成立獎學金的申請案，因為那樣將會讓他的名字流傳下去。」陳文成的哥哥當中，唯一身在美國的陳文憲認同此說法：「政府不想要大家繼續談論這件事情。」72國民黨仍然試圖控制陳文成的歷史影響，因而一再禁止基金會使用陳文成的姓名，這種情形直到二○○○年才終於改變。而且，儘管一再出現要求問責與正義的呼聲，卻是直到二○一八年，才由負責揭發戒嚴時代政治壓迫的組織，台灣新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重新檢視了陳文成命案。

二○二○年五月，檢視了剛解密的檔案，該委員會提出的結論指稱「陳文成極有可能死於他殺，而且國家安全單位涉有嫌疑」。儘管如此，還是無法得出「確切結論」，沒有加害者受課責，也沒有人向陳家人或社會大眾致歉或者承認罪責。如同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在國家層級上，陳文成遭受的致命傷害以及其家人承受的恐懼，至今仍只是歷史上被心不甘情不願地承認的事實，以資訊的型態提出，但無從歸責。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日本迴避原爆的最後機會─談1945年的「繆斌工作」 ｜ 更多文章 ）

＊作者鄭昕（Wendy Cheng），美國南加州大學美國研究與族裔研究系（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andEthnicity, USC）教授。自小在關係緊密的民主與人權運動台美人士圈子裡長大，父母為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創始成員。如同許多那一代前往海外的台灣人，直到解嚴，他們一家人才自由地往返台灣。本文選自作者新著《X島嶼：留學生、監控與冷戰時代的隱形戰場，海另一端的台灣民主運動》（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