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純屬巧合，但主計總處在8月中旬發出的幾篇新聞稿，確實可能讓民眾當成「清德宗政績的大內宣」。那幾篇新聞稿都是好消息：去年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續創歷史新高，今年上半年平均月薪年增率是民國90年以來同期最高，今年預計經濟成長率調高到4.45%且明年人均GDP將首度突破4萬美元！
實際上，這些好消息的背後都有不好的一面，例如去年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增幅趕不上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今年上半年低於平均月薪的人數占比逐年擴大而逼近七成，上半年的經濟成長有九成多來自於波動無常的出超與投資等等。
本文不討論上述指標的細節，只是針對勞工薪資，以傳頌多年的美國夢為起點，用人均GDP和生活成本這兩個指標來進行跨國比較，藉以初步瞭解台灣現有的八百多萬勞工，究竟是早期資本主義下「飽受慣老闆欺壓的卑賤社奴」，還是天堂或極樂世界當中「享受資方富養的天選之民」。
多數民眾嚮往的本國版美國夢
所謂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並不是夢想成為美國人，而是指社會上存在人人平等的機會，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出人頭地。雖然這個名詞在1930年代才出現，但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歐洲神權時代，迄今所謂的新教徒工作倫理仍然涵蓋這個理念，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所讚頌的「勤儉」亦然。
至於所謂的「出人頭地」，並不是專指成為達官顯要，而是泛指讓自己所屬的社會階級向上提升。以簡單的三分法而言，就是從底層階級爬升到中產階級甚或上層階級，當然也包括從中產階級爬升到上層階級（迴避「上流」和「下流」等歧視性語言）。用社會學術語來說，美國夢就是只要努力就可以「向上流動」。
雖然社會階級都是由多種指標構成，但常用的教育水準和職業，其實都和薪資與財富密切相關。因此，所謂的美國夢，說穿了就是只要努力就可以成為「好野人」，台灣版或其他各國版本的美國夢亦然。
從網路語言當中可以得知各國青年普遍都有美國夢。例如，不管是政、官、富、或星，一代和二代總是會激發許多網友的羨慕嫉妒恨，而許多經歷過社會毒打的網友則坦承，自己用「躺平」來抗議美國夢的幻滅。
那麼，一個普通的台灣上班族，既沒有白手起家而成為「郭台銘第二」的野心，也沒有獲得貴人相助而成為「嚴長壽第二」的條件，是否就注定一輩子無法翻身，只能窩在底層階級，或硬撐在中產階級的下半部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由下列兩項跨國比較獲得初步結論，其中的比較對象鎖定美國，因為台灣民眾普遍仰慕美國，早年甚至存在「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校園傳說。
台灣的相對薪資是高是低？
第一個跨國比較著眼於，以人均GDP為標準來評斷，台灣勞工的薪資水準是否足以和美國比肩？
這點意味著，相對而言美國勞工所分享經濟果實，比台灣來得豐厚，在所得稅稅率不變之下，台灣勞工必須獲得7%左右的加薪，才能夠趕上美國的勞工。
再以《NUMBEO》發布的生活成本指數來比較。美國的指數是64.8，台灣則是49.4，套用前述稅後月薪可知，以美台兩地的相對生活成本而言，台灣的平均稅後月薪應該達到2453美元。
換言之，以薪資必須足以反映勞工生活成本而言，美國勞工所獲得的照顧比台灣來得豐厚，在所得稅稅率不變之下，台灣勞工必須獲得31%左右的加薪，才能夠趕上美國的勞工。
雖然薪資水準必定同時取決於許多因素，但沒有人會死抱早年那盡情壓榨勞工的原始資本主義，公開宣稱「勞工不能分享經濟果實」，或主張「勞工薪資由市場決定，與生活成本無關」，因此上述兩種比較方式仍值得參考。
而很不幸的是，如果說美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寫照，勞工只是飽受慣老板壓榨的「社奴」，那麼上述兩個比較似乎顯示，台灣的老闆被「慣壞」的程度高於美國，而台灣勞工的「奴性」也高於美國！
於是，根據網路上無數宣示「美國夢破滅」的論述，美國勞工已經普遍放棄美國夢，那麼相對薪資低於美國的台灣勞工，遲早必定會認為台灣版的美國夢終究只是夢。而後，所謂的「躺平」，也就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應付心態，將逐漸成為職場主流。
當然，如果拿日本和韓國來對照，台灣勞工必定會更火大：台灣的人均GDP大致和日韓並列，但平均稅後月薪卻只有日本的72%，韓國的82%。顯然，雖然「社奴」一詞是源自日文當中的「社畜」（會社飼養的家畜），但相對於日韓，台灣似乎更是「老闆被寵壞而勞工奴性重」。
經濟結構扭曲衍生的結果
資方通常不在乎勞工是否躺平，因為「滿意的員工是最有生產力的員工」這類傳聞早已被否定，市場特性和產銷技術才是關鍵成功因素。在多數勞工只是配合機器設備和操作守則處理各種工作事項之下，個人情緒對營運成果的影響相當有限。
就勞工的立場而言，躺平的心態也無可厚非。多數勞工的薪資只達到俗稱的「吃不飽餓不死」，而加薪與升遷往往與努力程度無關之下，相對於苦幹實幹的期待或許有一天能夠獲得高層賞識，公務員心態下的「有事推事，無事不找事」無疑是最合理的抉擇。
那麼，台灣勞工就只能躺平，繼續看著我們的人均GDP大致和日韓並列，但平均稅後月薪卻只有日本的72%或韓國的82%嗎？關鍵在於我們放棄自己對政府問責的權利，讓政客輕鬆的操縱選舉議題，於是無論是誰上位，都可以坐享其成而理直氣壯的收割半個世紀前栽種，而今碩果纍纍的「電子業」。
簡單說，這不是譴責「慣老闆」就能解決的，也不是台灣作家楊青矗所說的「龜爬壁與水崩山」所能解釋的。以台積電和聯發科這兩家企業為例，用去年財報粗估，台積電創造的1.43兆GDP（扣除外資持股享有的利潤）當中，員工只拿到18%左右，聯發科創造的1千多億GDP則大約由員工拿走52%，試問有人會主張台積電是慣老闆而聯發科是佛心老闆嗎？以非主管職平均年薪而言，這兩家企業都是多數勞工稱羨的佛心老闆。
問題在於，這類的企業在台灣太少了。早年蔣經國政府計畫設立新竹科學園區之際，目標就是創造出許多家類似於聯發科，以產品研發取勝的業者，但竹科最後成為一座「大工廠」，原因是業者發現更好的抉擇是藉由台灣擅長的製程研發來取勝，而台積電無疑就是後者當中的翹楚。然而，排除電子業那些績優廠商之後，台灣有幾家業者敢宣稱自己的產品或製程領先全球？
競爭激烈是業界常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政府原本不應該介入，但世界各國都普遍以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乃至於財政與貨幣政策來協助企業的發展。美國總統川普更是走到極端，不但豎起關稅高牆厲行保護主義，積極干預FED的貨幣政策，還直接施壓干涉外國政府的貿易政策，以及外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決策。
但很不幸的是，台灣的主政者在樂於享受經濟成長率等政績之餘，卻拿不出未來可能的方向與願景。李登輝只有戒急用忍而無開拓雄心，阿扁聽到經濟就昏昏欲睡，小馬哥只想到兩岸通商，小英的綠能產業已確定是個龐大的爛攤子，至於清德宗的「結合醫療壯大健康產業成為第二座護國神山」，目前看起來連樓梯都響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