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觀點：罷免延長賽加上司法針對性辦案─台灣民主的壓力測試

國會多數失守後的戰術選擇

立法院席次改變，在野黨取得多數，按理是民主制度下的正常政治結果。然而，民進黨卻沒有選擇透過協商或議題合作應對，而是發起針對在野黨立委的大罷免行動，試圖在補選中重塑國會結構。

國際媒體的警訊與關切

這樣的操作引起國際媒體的關注。《日經亞洲》在分析中指出，「頻繁的罷免與補選，將削弱立法院的穩定性，延遲重要政策與國際協議推動，也會讓外資對台政局可預期性生疑。」該報強調，穩定的國會結構是經濟信心的重要基礎，若席次長期處於動盪狀態，將對國家治理造成實質衝擊。

《美國之音》則從民主價值觀著眼，評論指出，「民主制度不僅在於選舉結果，更在於對結果的尊重。當執政黨失去國會多數後以罷免為主策略，不免讓人質疑是否民主成熟度正在倒退。」若缺乏程序正義的堅持，將損害台灣在國際民主陣營中的象徵地位。

第一波挫敗與第二波準備

第一波大罷免以壓倒性「25比0」失敗告終，幾乎未挫倒任何在野黨立委。這反映出社會對罷免濫用的警戒與疲乏。但此挫敗並未澆熄執政黨野心，他們旋即啟動第二波行動，對七位立委展開新一輪罷免發起。這種連續的動員意味著政治激烈對峙與民主疲乏的高漲。

司法巧合與政治聯想

除了大罷免本身帶來的動盪，還有一種更令人憂心的情況，就是司法程序與政治事件在時間上的高度重疊，可能引發外界對「司法工具化」的聯想。新竹前市長高虹安便是一個典型案例。在第一波大罷免中，她以全國最高票的支持率順利過關，象徵基層民意對中央執政及大罷免行動的否定。然而，不到一週，她即遭台灣高等法院在誣告案中判處六個月有期徒刑。這種時間上的巧合，難免讓人懷疑是否存在政治考量，或者至少在社會觀感上，會引發司法與政治交織的疑慮。司法機關固然有獨立審理的職責，但若關鍵判決的時點恰好緊貼重大政治事件，就可能使民眾對司法中立性產生動搖，進而削弱對法治的信任。

中二選區的政治風險與司法爭議

中二選區立委顏寬恆的情況，也讓人擔憂司法與政治的交疊風險。顏在激烈的選舉後當選立委，卻在隨後不久因助理費案遭起訴並在一審被判有罪。雖然案件仍在上訴中，但時機上的敏感性，使外界不免猜測，他是否可能成為特定政治勢力「針對性辦案」的對象。這種狀況若與罷免動員同時並行，將可能構成「雙重壓力」：一方面透過選舉與補選企圖奪取席次，另一方面則利用司法手段削弱對手的政治能量與公信力。

一旦社會對司法公正失去信任，政治攻防就不再只停留在議會辯論或選票競爭，而會進入制度工具被動員的階段。這對民主法治而言，是極為危險的信號。

制度濫用與政治文化的退化

台灣的罷免制度與司法制度，原本應當是保障民意與守護法治的雙重防線。然而，當罷免被政黨當作奪取國會席次的戰略手段，司法判決又在政治敏感時刻密集出現，這兩股力量若交互作用，就會使政治文化陷入零和對抗的惡性循環。國會席次的不穩定會使立法者傾向短期民粹，而司法的不被信任則會讓社會對民主制度的核心價值產生懷疑。

國際信任與民主韌性

民進黨的策略短期見效：拉攏支持者、保持話語主導。然而，長期來看，若有人為操弄國會席次與司法程序，都會弱化民主制度內在的制衡與透明度。在地緣政治敏感時期，國際社會會仔細關注台灣是否能展現成熟與克制——這正是民主韌性的試金石。

結語

真正成熟的民主，應保障罷免制度僅在明顯失職或違法個案中使用；司法機關需嚴守中立，避免因時間與政治事件的重疊而讓社會懷疑其公正性，更不應出現針對特定立委的「選擇性執法」或辦案。唯有如此，台灣才能鞏固國會穩定、政治理性，並讓民主精神在國際舞台上持續展現示範性與韌性。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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