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觀點：大罷免失敗後的心理創傷─從青鳥到太陽花的社會運動精神剖析

社會運動與心理創傷的隱形連結

2025年夏季的大罷免行動，以「幾乎全軍覆沒」收場後， 臨床上出現不少因罷免行動失敗，而感到持續憂鬱的患者前來就醫或心理諮商。

之所以出現這種臨床現象，主要因為這場行動不僅是一場政治運動，更是一場耗費心力的全台繞境式社會動員。青鳥成員與公民團體從北到南展開造勢晚會、街頭遊行、地方巡迴與社群直播，宛如一場帶有宗教感的政治朝聖。

然而，當投票結果揭曉的瞬間，數月來累積的信念、熱情與期待全面崩塌，參與者陷入深沉的集體失落感。這種心理落差不僅是對政治結果的失望，更是一種對群體理想、社會認同與自我價值同時失去的空洞感。

對部分深度投入者而言，這種心理創傷甚至引發焦慮、失眠、憂鬱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在臨床上已有明顯表現。

太陽花學運與大罷免運動的參與者對比

太陽花學運的核心參與者以大學生與二十歲左右的青年為主，部分是初入職場的社運青年或NGO成員。他們大多單身或生活壓力低，能快速被理想與同儕情感動員。運動結束後，雖有失落，但憑藉學業、家庭與同儕支持，多數人能在短期內復原。

2025年的大罷免運動則以三十五至五十五歲的中壯年為主，主要來自專業與中產階層，包括教師、律師、醫護、工程師、公務員與自由工作者。

他們在運動中投入的不僅是時間與情感，還包含家庭與社會形象的代價，將運動成功視為自我價值與道德定位的外化。這使得運動失敗後的心理衝擊更為深重，集體失落感更加濃烈，復原速度明顯慢於青年型運動。

青鳥成員的情緒特質與集體失落感

在運動失敗後，情緒由亢奮迅速轉為無力與羞恥，群體內部出現被背叛感與社會隔離感，對反對者與政治體制的敵意急遽升高。許多人腦中反覆浮現「我們怎麼會輸」、「社會怎麼會這樣」的念頭，陷入長期焦慮、失眠與強迫思考之中。這正是典型的集體悲傷歷程。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停止追殺，才能真正止損─釋放柯文哲是政治理性的最低底線 ｜ 更多文章 ）

集體失落感的五個步驟

1. 第一步：否認（Denial）
   運動失敗的最初時刻，許多人難以接受現實，認為結果「不可能這麼差」，甚至懷疑存在黑箱或舞弊。否認是一種心理防衛機制，藉由暫時拒絕承認事實，來減緩情緒衝擊。
2. 第二步：憤怒（Anger）
   當否認無法持續，情緒會轉化為憤怒。這種憤怒可能指向反對陣營、社會大眾，甚至怨恨未全力投入運動的同志。這個階段的典型表現，是網路謾罵、街頭叫囂與情緒化對立，正是挫敗感的外放。
3. 第三步：討價還價（Bargaining）
   情緒開始尋找心理出口，許多人進入反事實思考：「如果我們更努力」、「如果媒體公平，就不會輸」。這種討價還價是心理補償機制，藉由假設情境來降低自我否定與無力感。
4. 第四步：憂鬱（Depression）
   當現實完全被承認後，情緒會陷入低谷。參與者感受到深沉的空虛與無力，伴隨社交退縮與持續的集體失落感。部分人可能進入臨床憂鬱或焦慮狀態，需要心理或醫療介入。
5. 第五步：接受（Acceptance）
   少數人最終能進入接受階段，心理逐漸恢復，承認運動失敗的現實，並嘗試重建生活重心，回到家庭、工作與理性的公共參與。接受並不等於認同失敗，而是心理重建的開始，也是集體失落感逐步淡化的關鍵。

社會運動投入者的性格特質與心理風險

深度投入社會運動的人往往具有高度理想化與完美主義的性格，對世界的不完美極度敏感，容易將運動成敗視為自我價值的外化。他們同時具有強烈的情緒共鳴力，能快速融入群體激情，但群體退潮後也容易陷入孤立與空虛。

這類人往往把自我價值與運動成功高度綁定，運動失敗等同於自我否定，容易觸發焦慮或憂鬱。這種性格結構讓情緒如同過山車，在高峰期呈現近似輕躁的狀態，精力旺盛、睡眠需求降低、情緒亢奮；在低谷期則接近中重度憂鬱，伴隨強烈的集體失落感與無力感。

大罷免的全台繞境活動因投入深、時間長，極大化了這種心理波動與風險。

狂熱與低谷：精神醫學的集體心理視角

從精神醫學角度觀察，大型社會運動是一場集體情緒放大的心理實驗。

在運動進行中，群體激情能提供心理補償，暫時減輕個人焦慮與孤獨感，甚至帶來類似輕躁的行動力；而在運動失敗後，熱潮退散，集體失落感全面湧現，情緒急遽下滑，部分參與者甚至需要臨床介入。

十年前的太陽花青年多能依靠年齡與生活彈性逐漸復原，而青鳥成員因社會責任重、心理投射深，復原期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

精神科醫師在社會運動中扮演關鍵角色

面對社會運動失敗所引發的集體失落感與悲傷歷程，精神科醫師在治療與心理重建扮演著關鍵角色。臨床上需先處理急性情緒症狀，針對失眠、焦慮與憂鬱給予藥物與心理治療，同時引導患者覺察自己正處於悲傷歷程的哪個階段，協助他們將政治失敗與自我價值逐步分離，並重建生活節奏與社會支點，透過家庭、人際與工作恢復日常秩序，避免長期心理創傷化。

大罷免的全台繞境與最終失敗，提醒我們，如果民主熱情缺乏理性出口與心理韌性，最終只會在集體失落感與悲傷循環中，消耗公民心理健康。

台灣唯有建立成熟、理性且具心理防護力的公民運動文化，才能讓社會激情轉化為正向能量，而非長期的心理陰影。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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