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許劍虹專欄：日本迴避原爆的最後機會─談1945年的「繆斌工作」

今年是抗戰勝利80周年，同樣也是日本遭到原爆的80周年。關於廣島和長崎被種下兩顆蘑菇雲後，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向盟國無條件投降並且承認重慶國民政府的歷史事件，筆者已經寫過不少文章。關於原子彈到底該不該投，投了有沒有用，針對的到底是日本還是蘇聯，在歷史圈子裡也都有很激烈的討論。

還有另外一個很多人討論的議題，是如果日本早一點同意無條件投降，是否就能避掉原子彈的悲劇？事實上在1945年2月，引爆中日全面戰爭的日本前總理近衛文麿就向裕仁天皇提出盡早接受盟軍條件談和的請求，因為如果繼續讓日本軍民承受盟軍攻擊帶來的損失，遲早日本國內會如同1917年的俄羅斯那樣爆發共產主義革命。

日本之所以如此堅持在戰場上不投降，除了期待蘇聯的調停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為了保衛「萬世一系」的「國體」，深怕接受了盟軍的條件投降後，天皇制就會遭到推翻。從在延安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政治教育，產生了反戰意識的日本戰俘都在接受美軍觀察組訪問時強調天皇無罪這點來看，日本人對「國體」的堅持確實不容小看。

事實上後來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國體」也確實得到保障，更讓人們懷疑裕仁天皇遲遲不投降的態度毫無必要，只是為了面子讓日本人民承受更多苦難。回到同時期的中國戰場，其實重慶國民政府也給過日本類似的解套方案，那就是1945年春天由蔣中正主席親手操刀的「繆斌工作」，目的就是要使中日雙方在損失最少的情況下快速結束戰爭。

不過因為「繆斌工作」遭到以美國為代表的盟國質疑，認為蔣中正要違背1941年12月9日對軸心國宣戰後的原則，即在沒有取得盟國共識前不得與敵人單獨溝和。所以很長時間台灣面對「繆斌工作」的歷史都是三緘其口，國民政府甚至在還都南京的第一時間就將繆斌槍斃，仿佛有滅口的嫌疑，就讓筆者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梳理一下這場中日溝和的來龍去脈。

繆斌是誰？

在談「繆斌工作」以前，我們不能不先提繆斌這號人物，他1899年出生於江蘇無錫，是1922年就入黨的中國國民黨老黨員。他曾經獲得蔣中正器重，擔任黃埔軍校教導第1團黨代表，在對抗陳炯明的淡水戰役中擔任敢死隊長，怎麼看都是忠黨愛國的代表人物。後來軍校內學生發生左右派分裂，繆斌也成為右派的孫文主義同志會發起人之一，實在是蔣校長身邊的紅人。

所以北伐成功後，在軍中以及黨務系統都有所涉略的他被委任了眾多要職，包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需局中將局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經理處處長、江蘇省政府民政廳廳長、中國國民黨黨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民衆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海陸軍法規編纂委員會特別委員以及立法委員等。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二戰末期美軍滲透韓半島的「老鷹計劃」 ｜ 更多文章 ）

但是人紅是非多，他擔任的諸多職位又都是可以經手大量國家財政的肥缺，在抗戰爆發前就因為被舉報貪污而被彈劾。為此他與自己奮鬥半生的國民黨分道揚鑣，跑到由日軍扶持的華北臨時政府服務，被王克敏指派為新民會中央指揮部部長，以他過去在黃埔軍校還有中國國民黨的經驗創造了以三民主義為藍本的新民主義，為親日政權早期的意識形態基礎。

他也與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關係良好，兩人共同推動「東亞聯盟運動」，希望將中華民族主義的精神注入到臨時政府的和平運動中，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與重慶的抗日政權對抗。不過石原莞爾最終還是在日軍裡失勢，臨時政府與新民會也在汪精衛返回南京，重建親日的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後逐漸失勢。

重新為軍統局吸收

繆斌又重新加入了汪精衛的中國國民黨，卻因為過去與蔣中正的緊密關係而不被汪精衛當自己人看待，只能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的常務理事、立法院副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以及中央政治委員會指定委員，完全沒有政治影響力。尤其是在汪精衛政權對英美宣戰後的1943年，繆斌更是認定日本必將失敗，決定尋求後路。

於是繆斌透過戴笠領導的軍統局，與過去黃埔軍校的老同事，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建立聯繫管道，將日軍情報傳遞給重慶。不過因為繆斌擔任的不是什麼要職，也不可能拿到什麼關鍵情報，起初他並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重用。直到日本敗局已定的1945年，取代東條英機出任日本總理大臣的小磯國昭試圖尋求與美國和談的機會。

小磯國昭對蘇聯持懷疑態度，認為現實主義的史達林（Joseph Stalin）目睹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失敗，不可能與日本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美國。真的想要尋求一個維護「國體」的體面投降條件，還是必須要透過與美國關係較為緊密的重慶國民政府。此刻已經身為「重慶份子」的繆斌站了出來，自告奮勇前往日本進行交涉，希望能代表蔣中正與小磯國昭總理談判溝和。

繆斌透過他與石原莞爾以及小磯國昭總理的親信，身兼國務相、內閣書記長官及情報總裁緒方竹虎的關係成功以重慶密使的身份抵達日本，並成功爭取小磯國昭於1945年3月21日為他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獲得蔣中正授權的繆斌向日本內閣保證只要日本願意談和，重慶中央政府就會以戰勝國四強的身份協助日本向美國爭取維護「國體」的條件，體面的結束戰爭。

事實上在這場會議召開的10天前，美軍以279架B-29超級空中堡壘式轟炸機對東京實施了大規模燃燒彈攻擊，一個晚上就造成10萬人死亡。繆斌的提議給了日本一個很好的台階下，甚至能在只處罰近衛文麿及東條英機等極少數戰犯的情況下爭取日本全身而退，對小磯國昭自然很有吸引力。只是「繆斌工作」從一開始，就同時遭受到日軍大本營及外務省的頑強抵制。

蔣中正何以推動「繆斌工作」？

在討論何以大本營與外務省抵制「繆斌工作」以前，我們應先談為什麼蔣中正要透過繆斌與日本談和？是否他真的有背叛盟國，尋求單獨溝和的打算？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事實上蔣中正推動「繆斌工作」的真實動機是希望爭取在美國、中華民國以及日本三方傷亡最少的情況下盡早結束毫無意義的太平洋戰爭。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二戰末期美軍滲透韓半島的「老鷹計劃」 ｜ 更多文章 ）

因為對蔣中正而言，反共抗俄永遠排在他戰略安排當中的第一位，最理想的狀態永遠是中美日三國團結對抗蘇聯。由少數日本青年將校挑起並且擴大為太平洋戰爭的中日戰爭從一開始就被蔣中正視為不必要的衝突，使國際反共陣營陷入自相殘殺的境界，真正的受益者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背後的老大哥蘇聯。

所以快速結束太平洋戰爭，讓日本維持天皇制的「國體」，甚至於盡早從戰爭的損失中恢復，長久以來有利於中美兩國反共抗俄的大業。其次則是國軍在「一號作戰」中威信大失，潰敗的過於丟人現眼，在盟國心中失去了話語權。如果蔣中正能透過自己對日本的影響力，讓日本在不需要美國冒著損失50萬到100萬官兵的風險自動投降，他就能重新挽回自己在美國心目中的地位。

當然蔣中正從半年前爆發的「史迪威事件」（Stilwell Incident），以及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的副手麥克魯（Robert B. McClure）上校、戰略情報局駐華副指揮伯德（Willis Bird）上校暗中與延安的接觸當中，發現美國政府在反共抗俄方面沒有足夠決心，甚至可能會在日本投降後從亞洲抽身，置中華民國的反共大業於不顧。

從雅爾達會議的情況來看，確實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為了加速打敗日本的速度，將中國東北和外蒙的權益給蘇聯。因此蔣中正雖然依賴美國，但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全面依賴美國，在對日本的問題上必須要有自己的主張。所以他不只派繆斌去與日本談判，暗中也透過戴笠與淪陷區裡反共的和平建國軍建立聯繫，目標就是確保美國從亞洲退場以後他還能確保中國的統一。

「勾結敵偽」是為了促進統一

在中共傳統的論述，甚至於歐美左派的研究當中，始終有蔣中正暗中與「敵偽」接觸談判，試圖利用「日偽軍」反共以及背叛同盟國的陰謀論。可根據筆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蒐集的諸多資料，駐華美軍及戰略情報局方面確實對國軍抗日的能力有不同的評價，也對國民政府關於中共不打日軍，專打國軍的指控有所懷疑，但沒有人相信蔣中正真的有膽倒向日本，背叛盟軍。

即便是對蔣中正態度最敵視的謝偉斯（John S. Service），也在他給國務院的備忘錄中強調蔣中正不可能與日本單獨溝和，因為日本戰敗已經是時間上的問題，蔣中正不可能與即將戰敗的一方站在一起對抗即將勝利的美國。因此指控蔣中正與日軍勾結這點確實是陰謀論，但是蔣中正試圖利用和平建國軍反共這點倒是有事實根據。

從蔣中正的立場出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就已經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即便日本政府無法立即投降，在中國的支那派遣軍也應該盡量迴避與中央軍的戰鬥，專心圍剿淪陷區的8路軍和新4軍來「戴罪立功」，唯有如此才能爭取到被羅斯福總統提升為世界四強的中華民國支持，確保「國體」能在戰後繼續維持，中日兩國可以重修舊好共同反共抗俄。

由於重慶與蘇聯同屬美國領導下的同盟國陣營，國軍在美國支持下無法破壞同盟國的默契向共軍大舉進攻。因此和平建國軍的部隊可以暗中接受重慶指揮，先在淪陷區內替國軍打反共戰爭，如能在日本投降前消滅掉共軍最完美。這樣國軍回到淪陷區時，共產黨已經先被日軍和「偽軍」消滅，自然就沒有打內戰的問題了。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二戰末期美軍滲透韓半島的「老鷹計劃」 ｜ 更多文章 ）

換言之與「日偽軍」的暗中聯繫，某種方面確實也是蔣中正在面對英美盟國時保存自己獨立性的一種手段。尤其是在中央軍大規模接受美國裝備與訓練之後，反而龐炳勛、吳化文、孫良誠以及陳孝強等反共「偽軍」將領更能接受他的命令打反共戰爭，某種程度上更加符合今日中共強調的「民族統一」精神，差別只是蔣中正的「民族統一」不包括共產黨。

小磯國昭的垮台

只是以外務大臣重光葵、陸軍大臣杉山元以及海軍大臣米內光政為代表的日本政要卻抵制「繆斌工作」，導致日本失去了提早體面結束戰爭的機會。小磯國昭內閣最終也因為他的停戰條件沒能獲得裕仁天皇支持而垮台，改由海軍出身的鈴木貫太郎出任總理大臣，持續爭取蘇聯調停美日戰爭的政策，就是不願意承認重慶中央政府的外交地位。

原來早在重光葵的爭取下，日本在1944年7月就達成了賦予延安外交承認的共識。大本營命令支那派遣軍發動「一號作戰」的目標，實際上也是為了盡可能消滅黃埔系中央軍主力部隊，衝垮國民政府統治中國的威信，為中國共產黨在戰後奪權成功打下基礎。換言之聲稱以反共為國策的日本政府，是寧願中國在戰後成為共產國家也要貫徹其打敗蔣介石政權的目標。

畢竟對重光葵還有大本營內的眾多青年將校而言，之所以日本在1941年發動「大東亞戰爭」，目標就是為了解除歐美對亞洲的殖民統治。美國戰勝日本不可怕，可怕的是親美的重慶政權在戰後成為亞洲第一強國，只會讓被日軍「解放」的亞洲成為美國和中華民國聯合打造的「白色太平洋」，表面上或許中國恢復了昔日的亞洲大國地位，實際上仍是西方的馬前卒。

所以讓被重光葵視為更有獨立性，更能代表草根民族主義的中共上台，甚至取代日本戰前唯一有色人種強權的地位，才能維護東方民族的尊嚴。協助中共打敗重慶國民政府，基本上自「一號作戰」以來就成為大本營跟外務省的共識。甚至根據戰略情報局蒐集到的情報，支那派遣軍從1945年4月起就向和平建國軍傳達了日軍支持中共革命的政策。

支那派遣軍甚至向和平建國軍傳達命令，如果日軍在抵抗美軍登陸中國沿海的任務中失敗，那麼和平建國軍就該帶著武器加入共軍，將「大東亞戰爭」貫徹到底。在日本政府堅決不願意承認重慶的情況下，「繆斌工作」當然沒有推動成功的可能。或許也因為這外交工作完全失敗，也不好向美國解釋，因此蔣中正才在政府還都南京以後下令槍斃繆斌滅口。

為何不願意向重慶投降？

從日本在「繆斌工作」的討論會議結束五個月後投降，且重光葵也上了密蘇里號（USS Missouri, BB-63）戰艦簽降書這點來看，他拒絕透過蔣中正與美國談判的目標顯然不是因為害怕日本的「國體」保不住。甚至也不是完全不願意承認敗給日本外交上不承認的重慶政權，而是為了透過更長遠的設計與佈局讓蔣中正無法從日軍手中接收回一個完整而又有秩序的中國。

確實對許多日本人而言，承認敗給重慶是難以接受的奇恥大辱，哪怕在軍事上敗給美國都很少日本人願意直接承認。戰後的民調顯示，多數日本人認為戰敗的原因是因為飢餓或者美國「勝之不武」使用了超級武器，主流民意沒人認為日本在軍事上有真正被擊敗。所以承認是敗給美國還是敗給重慶，對重光葵等戰略家而言並不重要。

關鍵的是親美的重慶政府不能夠在戰後坐穩中國江山，更不能取代戰前日本的亞洲強國地位，以免整個東方民族被徹底征服。所以為了鞏固「大東亞戰爭」的成果，讓黃種人在戰後發展出另外一股足以對抗西方的勢力，重光葵等人願意讓日本平民多吃一點苦頭，多承受一點轟炸，哪怕是第一顆原子彈丟到了廣島也都在所不惜。

他所等待的，就是蘇聯出兵東北後給中共製造崛起壯大的機會，讓真正代表亞洲民族主義的毛澤東崛起，成為戰後平衡美蘇兩強的關鍵力量。也唯有讓中國成為在意識形態上與美蘇對抗的超級強國，美蘇才會有在戰後重新拉攏扶植日本復興的必要。否則如果一個處處接受美國援助，擁有龐大貿易市場卻沒有能力反抗西方的中華民國繼續統治大陸，根本不會有人任何國家在乎日本。

既然重光葵的戰略就是要讓中共壯大，而且也得到了鈴木貫太郎、阿南惟幾甚至長期以來給人親西方印象的米內光政支持，就代表寧願日本戰敗也不讓重慶政權站起來的戰略必須要貫徹到底。確保亞洲不會在戰後完全由美國及親近美國的勢力控制，唯有如此日本才有復興的機會，中國才能將「大東亞戰爭」延續下去，為此多讓一些天皇陛下的子民犧牲又有何不可呢？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二戰末期美軍滲透韓半島的「老鷹計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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