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大膽、任性不羈的人生─陳文成：《Ｘ島嶼》選摘（2）

陳文成在三十一歲遇害之時，在政治上是個沒沒無聞的人物。他生前和其他許多海外台灣人學者一樣，也是心懷不滿、勇於發聲，並且熱切渴望故鄉能夠更好。死後，他則是成了英雄，和那些為了理念而犧牲性命的烈士一同受到頌揚。—蒂娜．陳（Tina Chen），美聯社記者（二○○三）

這麼一位具有強烈平等觀和豐富同情心的人，很自然地，對於社會主義有著一定程度的嚮往。—曹永愷，陳文成的好友（一九八二）

英文報紙在陳文成死後所刊的報導，雖然通常都把他描繪為抱持溫和派的政治立場，但台灣人社群裡的敘事則是強調他反國民黨並支持台灣獨立的政治理念。一九九一年，美國的陳文成紀念基金會如此寫道：「他的信念直截了當。他認為，在台灣的一千七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人口當中，由於本土台灣人占了百分之八十五，因此他們應該和中國國民黨的官員分享部分的立法責任與權力。」

然而，在這種描繪的邊緣，卻有些跡象透露了更為複雜的敘事。

陳文成死後不到三個星期，舉行於密西根州安娜堡（Ann Arbor）的一場追思會上，他的一名香港人朋友向記者抱怨，由於該追思會是由「右翼」台獨運動人士主辦，因此「他們把陳文成講得像是右派，可是他其實屬於台獨運動裡的左派」。同樣在陳文成死後幾個星期，密西根大學自由中國同學會（Free China Student Association）的一名學生幹部，指稱自己在三年前結識了陳文成，而覺得他「對社會主義非常感興趣」—由於該組織廣泛被認定其成員裡有國民黨線民，因此這句評語令人頗感驚怵。

實際上，陳文成的政治觀點—以及台獨運動在一九七○—八○年代期間抱持的政治觀點—比當今一般的理解還要複雜得多，就台美人社群乃至整個美國而言尤其如此。如同其他許多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期間湧入眾多台灣學生的美國中西部大學區域，陳文成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攻讀統計學博士學位期間所居住的密西根，也是僑民政治爭論的溫床。在美國各地的大學城，這些海外僑民大致分為三類：來自台灣而抱持中國人認同的親國民黨學生、來自香港而抱持中國人認同的親中國反國民黨學生，以及來自台灣而抱持台灣人認同的反國民黨學生。在第三個群體裡，還有一部分人是抱持台灣人認同，但對中國感興趣，並且與來自香港的學生關係友善。在陳文成居住於安娜堡的期間，他就算不是從頭到尾都屬於最後這個類別，至少大部分的時間皆如此。換句話說，陳文成就像其他來自台灣與香港的學生，也置身在一個政治論述華語圈裡，而理想主義與積極異議在該圈子當中乃為常態（這點已在第二章討論過）。 （相關報導： 顧立民觀點：「隱性」賣國的民進黨 ｜ 更多文章 ）

出生於一九五○年的陳文成，成長於當時台北縣鄉下地區，後來經常向朋友憶述其父母種植茶葉及撫養八個子女有多麼辛苦。一九七○年代，二十幾歲的他回顧童年，深受台灣鄉土作家鼓舞、感動。他的朋友「N君」指出，陳文成喜歡閱讀黃春明、陳映真、王拓與楊青矗的作品；他對陳映真與黃春明的短篇故事當中的角色尤感「熟悉、親近」。他的朋友曹永愷在一九八二年一篇紀念陳文成的文章裡寫道：「他一談到鄉土文學，總是眉飛色舞，滔滔不絕，因為這些小說不但勾起了他童年在鄉下生活的回憶，更說出了他對無數窮人在痛苦中奮鬥的同情與敬意。」值得注意的是，鄉土作家雖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但蕭阿勤主張，一九七○年代他們至少在公開場合都「堅決抱持中國人的國族認同」。不過，他們在文學與政治方面的抱負則不同於先前世代的作家與社運人士，充滿了「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的意識」。在他們的作品裡，主要的主題包括批評日本與美國的帝國主義（尤其是在經濟與文化方面），「要求更平等的財富分配以及社會福利改革；頌揚來自鄉下村莊與小鎮的平民百姓所擁有的基本美德；以及中國人應該堅守民族自尊，而不是模仿『醜陋的美國人』或者『貪婪荒淫的日本人』那種無恥而粗野的行為」。從這樣的時代背景來看，陳文成在此時期的觀點顯然受台灣這類政治辯論形塑，因為這種辯論延伸到了美國，而涵蓋了在美國都市與大學城生活以及求學的台灣人。身為安娜堡台灣同鄉會鄉訊的主編，陳文成在刊物中設了一個介紹台灣文學的固定專欄。國民黨一九七七年禁止鄉土文學，令他氣憤不已。

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他熱愛的田徑場與球場，還有在朋友之間—陳文成在旁人眼中也是一個深富同理心的人，並且「正直熱情」。「這麼一位具有強烈平等觀和豐富同情心的人，很自然地，對於社會主義有著一定程度的嚮往，」曹永愷在一九八二年寫道，後來又在二○二一年五月的一場電話交談中再度陳述了這一點。連同左派社運人士、知識分子以及世界各地的勞動階級民眾，陳文成也深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鼓舞。在安娜堡，他與台灣還有香港的學生都交好，而且包含支持台獨與支持統一的派別，但他也提到「海外台灣人很多是恐共的，一談到社會主義就有可能被看成是統一派」。他認為此情形「不健康」。從一九七五到一九七八年，「陳文成對中國三十幾年來天翻地覆的大變化—從人吃人的社會到貧富差距大幅縮短的社會，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他的朋友「N君」對此表示同意，回憶說陳文成曾經讚許「中國人民……靠著自己本身的力量，從一個一窮二白被人侵侮的國家，到一個在國際上被人看得起，人人生活有保障，無人剝削人的公平合理的社會主義社會，……這是值得台灣人民效法的地方」。陳文成甚至把自己一九七八年的博士論文題目，獻給中國以及他那些「為了社會進步而在鄉下田野以及都市工廠勤奮工作的同胞」—這是一項相當大膽的舉動，因為如此獻詞若被解讀為頌揚中國的共產統治，在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必然會被視為犯罪行為。

不過，到了一九七八年底，陳文成已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感到幻滅，覺得中國共產黨的威權統治已背離其所宣稱的政治理念。從那時開始，他疏遠了仍支持統一的朋友，並把自己的政治精力轉向募款支持《美麗島》雜誌以及台灣的民主運動。民主運動領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的美麗島事件紛紛遭逮捕後，陳文成深感「痛心」，認為「民族壓迫是台灣社會一切不平等現象—包括政治上的不民主—的總根源，於是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最強烈的一位鼓吹者」。具體來說，陳文成「強烈支持台灣民族的提法」（但該詞語並不排除像是外省人這樣的其他族裔）。在中國，由於「中華民族」一詞在歷史上與當代的用法，是以單一的中國人認同來團結—依照觀點的不同，也可以稱之為占有—中國境內的各種族裔群體以及海外僑民，因此「台灣民族」一詞在歷史與政治情境裡可以被理解為一項反殖民的自決舉動，以及對於大漢族主義的拒卻。

不過，從頭到尾都沒有變的是陳文成對於勞動階級人民的堅定關懷以及他對台灣的深厚熱愛。他認為「台灣人的政治運動，絕對不能離開台灣的工農勞苦大眾的立場。……在我投入某個政治運動之前，我必須先整理我的思想，尤其希望先整理我對台灣鄉土文學作品的思想，將來，若要投稿寫文章，我寧願以台灣鄉土文學為主體……離開了台灣鄉土，離開了台灣人的立場，一切是空的，是不實在的」。 （相關報導： 顧立民觀點：「隱性」賣國的民進黨 ｜ 更多文章 ）

一九七八年移居匹茲堡，開始在卡內基美隆大學擔任教授之後，陳文成仍然繼續熱切參與政治討論與對話。舉例而言，他在匹茲堡的一名友人回憶，陳文成主動提議以自己位於松鼠丘（Squirrel Hill）的住處作為台灣同鄉會兩週一次的「開放大門」討論會會場。在那些討論會上，與會者經常激烈爭辯政治，以致「拍桌，摔椅子，幾乎大打出手」。居匹茲堡期間，陳文成對左派台獨團體「台灣時代」的理念特別感興趣，而該團體的其中一名領袖人物「鄭節」（假名），也是住在匹茲堡的教授。如同第二章探討過的，台灣時代採取馬列主義立場，並且承襲《台灣革命》這份總部設在多倫多的早期僑民左派刊物所擁護的理念，但又以更深刻也更明確帶有國際主義色彩的方式加以闡釋。台灣時代除了刊登文章探討世界各地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外，也把台灣過去的反殖民鬥爭與左派組織強調為「四百年台灣革命」的一部分，採用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當中使用的歷史框架。台灣時代批評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這個主要台獨團體操弄族裔分歧，並且缺乏進步階級分析。他們認為，台灣若要達成真正獲得解放的未來，就必須組織勞工並且從事階級鬥爭。

曹永愷憶及陳文成有一次閱讀了「台灣時代」的一篇文章後深感興奮，「馬上拿去複印一份……在朋友圈中傳閱」。陳文成在居於匹茲堡期間認同「台灣時代」的立場這種表現，顯示他仍然屬於台獨運動當中的左派，並不認為社會主義價值觀與台灣自決是互相牴觸的目標。這種虛假的二分法是承襲自冷戰意識形態的結果，把民主視同資本主義以及美國與國民黨那種猛烈的反共態度（儘管把民主與國民黨畫上等號不免反諷）。此觀念至今仍存於大部分台美人社群。

在支持獨立的台灣人眼中，陳文成是一位烈士暨英雄，至今仍如此。他死後幾個月裡，其支持者經常表達一種感受，而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一日舉行於匹茲堡的陳文成追思會上，理查．賽爾特亦如是：

　　我們必須立誓消除目前存在於台灣的那種警察國家。目前有一小群台灣人正為了追求台灣獨立而奮鬥，藉此向這位因信奉民主而遭到謀害的同事致敬，而我們也必須加入他們的行列。

一個月後，另一名僅被稱為「反政府運動人士」的支持者向《洛杉磯時報》表示：「陳文成為了我們的罪衍而死。……他明白可見是一位政治烈士。他所遭到的謀害，用意就是要恫嚇我們。」在這篇報導文章裡，記者麥可．帕克（Michael Park）概述道：陳文成「縈繞著台灣政治，而他的朋友與家人都說，他的靈魂在正義獲得實現之前絕對不會安息」。他死後一年，一九八二年，其友人出版了一本紀念文集，在美國與台灣廣為流傳（可想而知，國民黨自然是致力打壓這本書）。文集扉頁以英文寫著：「紀念陳文成教授—一位台灣人。」序寫道：「文成的死是台灣人民的悲局，……陳文成的精神一定要變成台灣人的力量，來完成他追求的目標，才能慰文成在天之靈。」然而，這類說法雖然無疑反映了陳文成死時致力追求的部分理念，但他的政治思想並不僅局限於此，應當以其全貌受到銘記。首先，他的思想明確帶有左派色彩，關懷勞動階級人民的掙扎，也對激進國際主義感興趣。第二，陳文成屬於一個熱烈的政治論述華語圈。我所謂的華語圈（見第二章的說明）並非就語言意義而言，也指社會政治方面，涵蓋反民族主義、反殖民和去殖民的各種可能性。如同其他的左派台灣運動人士，他的政治理念也超越族裔民族主義，至少是二元冷戰二分概念所界定的那種族裔民族主義。陳文成特定的政治追求帶有的具體性與廣度，如果包含在他遺留下來的影響當中，也包含在台灣人追求民主與獨立的運動所遺留下來的廣泛影響裡，那麼這類定位即可讓我們立基於一個富有意識形態異質性的過往，而在為台灣想像以及打造政治未來的過程中，能夠避免台海兩岸各自提出的那種零和族裔民族主義主張。 （相關報導： 顧立民觀點：「隱性」賣國的民進黨 ｜ 更多文章 ）

與此相關的是，我們也應該欣然接納陳文成的政治信念帶有的任性不羈的特質，並且省思那些信念如何難以融入自從他那個時代以來所固化的認同與政治框架，又為何如此。如同曹永愷在他的好友喪生十年後，於一九九一年所寫的：

　　文成個性豪放，並不適合嚴格的組織生活，終其一生並未加入任何政治團體。然而他是一位平等觀及正義感極其強烈的人，十分同情台灣的窮苦大眾，並痛恨國民黨的「省籍」歧視政策及獨裁高壓統治對台灣人民心靈所造成的創害。很自然地，他到海外後一方面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興趣，另一方面積極參加台灣同鄉會及其他台灣人社團的活動。

換句話說，陳文成不但深富理想性，也深具知識性—願意跨越眾所公認的界線，探索每一種可能性，並且和任何人對話。舉例而言，曹永愷記述了陳文成曾公開質疑一名父親是將軍的國民黨員。另外還有一次，擔任安娜堡台灣同鄉會副會長的陳文成隻身出席一個中國同鄉會的迎新活動，以便向新學生宣傳台灣同鄉會，結果「（國民黨）黨棍看到文成單槍匹馬，大搖大擺地跑來參加他們的活動，一時相覷無語」。

一九八一年，陳文成在那趟致命的返台旅程之前不久，曾提筆寫信給曹永愷（這封未完成的信件收錄於一九八二年的紀念文集裡），他在信中仍然規劃著該怎麼在即將舉行於哥倫布（Columbus）的一場區域壘球錦標賽當中，繼續從事組織工作以支持台灣的民主運動。這封信的內容顯得思慮周詳又熱情洋溢，文句中滿是驚嘆號。他在這封信的最後寫道：

　　最近在這兒聽一些台語流行歌！都是小時候自己常常亂哼的！畢竟感情還是人生活的重心之一！國民黨在台灣的陰狠手段，畢竟還是消滅不了台灣人的精神生活的！這應該是我們的有利條件之一吧！

自從戒嚴時期以來，將近四十年的政治灌輸、迫害、社群間的互相監視，以及公然的恐怖行動（包括謀殺陳文成）共同造成的「寒蟬效應」，很可能從來不曾受到完整的處理或和解，因而在許多經歷過那段時期的台灣人以及其子孫的政治想像當中，形成固化的心理裂痕。不過，回顧陳文成那種充滿青春氣息的理想主義與活力，能夠引導我們擺脫裂痕，從而找回勇敢大膽的政治理想與想像所帶有的一切可能性。對於陳文成「精力充沛」的人生能夠完整加以紀念的政治思想會是什麼模樣？是他積極參與的那種政治觀點，把台灣視為一個更公正而又解放的世界當中的一部分嗎？這是一項豪放大膽而又任性不羈的遺緒。 （相關報導： 顧立民觀點：「隱性」賣國的民進黨 ｜ 更多文章 ）

＊作者鄭昕（Wendy Cheng），美國南加州大學美國研究與族裔研究系（Department of American Studies andEthnicity, USC）教授。自小在關係緊密的民主與人權運動台美人士圈子裡長大，父母為聖地牙哥台美基金會創始成員。如同許多那一代前往海外的台灣人，直到解嚴，他們一家人才自由地往返台灣。本文選自作者新著《X島嶼：留學生、監控與冷戰時代的隱形戰場，海另一端的台灣民主運動》（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