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繆爾‧亨廷頓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以大篇幅描述過烏克蘭問題。在他看來，烏克蘭正好跨越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及東正教文明的斷層線，位於是不同文明板塊之間，難免出現分裂的局面。這段文字，亨廷頓寫於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對此，我們不得不佩服這位政治學大師深邃的洞察力。同時，這也說明，烏克蘭的隱患在20年前已存在，東部與西部的明顯分野，成為了動盪的根源。換句話說，烏克蘭問題，一直等待著爆發的時機。
（9月8日，「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武裝人員參加集會，慶祝頓巴斯地區在二戰中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CFP供圖／騰訊大家網）
再看現在。普京及烏東反對派的一些做法雖然有點過分，他們捍衛的目標卻可以理解。普京已經失去了一個完整的、由亞努科維奇統治的烏克蘭，他無論如何也要保住烏克蘭東部——這是他的戰略前沿，這是他的地緣禁區，這是他的底牌所在。就連美國的《紐約時報》也會換位思考：「任何人只要花10分鐘讀讀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歷史，就會明白俄羅斯比西方更關注烏克蘭……克里姆林宮絕對不會允許烏東部武裝在軍事上被擊敗，這會危及普京的統治。」自去年11月開始的烏克蘭政變，已經打破了地緣政治平衡，觸動了俄羅斯的利益。對於俄羅斯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鄰國的道路選擇，更是意味著西方勢力的進一步蠶食。
普京身上有典型的俄羅斯人的特點，「像伏爾加酒一樣激烈」。俄羅斯民族以「戾換式」思維方式聞名：偏激，走極端，要麼否定一切、要麼肯定一切。18世紀俄國哲學家別爾嘉耶夫曾在其名著《俄羅斯精神》中寫道：「俄羅斯可能使人神魂顛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它最能激起對其熱烈的愛，也最能激起對其強烈的恨。」也就是說，俄羅斯從來不是一個足夠理性的對手，逼急了會難免會走極端。
因此，普京只能反制，先是克里米亞，再是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哪怕烏克蘭政府已經投靠西方，但普京依然要在烏克蘭中的地圖中，重新勾出自己的勢力範圍。要知道，在東部俄羅斯族為主的民眾中，對俄羅斯還是有高度的認同感。
隨著北約峰會的召開，有媒體一再炒作俄羅斯與西方的對抗，認為一道「鐵幕」又將重新降臨。比如德國《明鏡週刊》就寫道，「記住這一天，2014年9月4日，新的一輪冷戰即將啟動。」
局面真的如此嚴峻嗎？顯然不是。隨著北約峰會的深入，我們漸漸發現了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譴責僅僅停留在口頭上。面對「撕毀了國際規則手冊」的俄羅斯，西方國家只是象徵性地表了態，並沒有大規模進行軍事援助的意思。畢竟對手不是南聯盟、阿富汗這樣的小國，而是擁有核武的俄羅斯，這是一個所有人都不願面對的對手。
何況，北約組織已經倦怠了多年，還剩多少戰鬥力還是個問題。何況，近年來，它角色有所改變，以前它是一個建立在傳統安全觀之上、以防禦為主的軍事組織，現在它已經成為一個戰略佈局的棋子，拉攏了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加入，進一步蠶食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北約的存在，就是在戰略上對俄羅斯進行威懾，然而在戰術上，能起到多大作用，真是疑問。有媒體形容，「俄羅斯已經準備就緒，而北約還在找感覺」，這樣說其實已經很客氣——北約的「感覺」也許永遠都找不到。事實上，拉斯穆森或許會借助這次機會，讓北約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在後冷戰時代，北約就是因俄羅斯而找到存在理由，每一個可能存在的危機，都會為北約贏得更多的空間。但是，北約真的會出兵反攻嗎？相信不會。「利用戰爭，但又不主動挑起戰爭。」這是拉斯穆森的算盤。
再看美國的態度。美國顯然對制裁俄羅斯興趣不大。一方面，俄羅斯早已不是美國的對手，甚至在綜合國力上，已經難以構成國際上的一極，這就說明「建立在兩極格局上的冷戰」並不存在。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有官員呼籲，「千萬不要被普京和ISIS干擾了視線，中國才是我們的頭號敵人」，這再一次說明，美國政府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並沒有60年前那樣的一致性。而且，美國媒體也留意到，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會促使俄羅斯發展「亞太戰略」，而中國將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此前落成的中俄東線管道便證明了這一點。根據合同，從2018年起，俄羅斯開始通過東線向中國供氣，輸氣量逐年增長，最終達到每年380億立方米，意味著啟動了兩國能源合作的「火車頭」。這令美國多少有點惱火。
歐盟基於道義上的考慮，已經向俄羅斯進行了經濟制裁。這應該是至今為止最有效的遏制政策，連續兩個月經濟的低迷，已經反映出歐盟制裁戰略的效果。但是，在全球化時代，這種制裁方式無異於「殺敵一萬，自損三千」，歐盟自己也受到了影響。「如今跟冷戰時期不一樣，那時候，蘇聯發展的是那些旨在孤立於世界其他地區之外的產業。」美國一位官員說，「如今，瞄準一點的制裁產生的影響將不是局部的，因為俄羅斯與全球經濟的融合度提高了。」因為，孤立俄羅斯就等於對俄羅斯豐富的天然氣、石油等資源說「不」，這會讓歐盟進入「斷氣」、「失血」的狀態，這對剛剛從歐債危機中恢復元氣的歐洲各國，應當是巨大打擊。
近日，俄烏停火協議達成，這意味著以武力為籌碼的博弈將告一段落。在現實主義的理論框架下，談判和戰爭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兩種手段：戰爭是為了讓談判獲得更多籌碼，談判是為了讓戰爭成果兌現。也就是說，仗打完了，到了各方利益收割的階段。如果談不攏，還會爆發局部的衝突，一直到談妥為止。
平衡，才是烏東問題的關鍵。所有動態的變化，最後只能落到一個平衡點。也就是說，達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局。前文說過，烏克蘭政變打破了國際關係的平衡，因此現在雙方做的一切，就是尋找地緣的再平衡。尋找公約數，說來也不容易，誰讓步多一點，必須考驗各方的談判技巧以及底牌。面對烏克蘭政變，普京一開始是吃了啞巴虧，但他不能容忍這種變化，於是打了能源牌與軍事牌，最有效的方式是策動了克里米亞公投，以及引爆了烏東地區的亂局。面對西方，普京的強硬也是出乎意料，甚至用上了核威懾，強調自己是最強大的核大國之一。如此咄咄逼人，一副山雨欲來的姿態。
只不過，在這個信息化社會，「囚徒困境」已不存在。普京的表態實際上很好解讀。他只不過是從自己的「工具箱」中掏出了一套話語系統，試圖增加自己談判的籌碼，向西方展示他的底線。包括奧巴馬、默克爾、卡梅倫的強硬表態，實際上也是相同的目的——為了贏得談判籌碼。畢竟，普京收穫了現實軍事控制權，卻犧牲了「國際道義」，而這成為西方國家攻擊他的「命門」。在俄烏談判過程中，其實大家都在尋找平衡點，試圖體面地收場。
沒錯，歷時半年的烏東動盪，已經到了收場的階段。因為所有人都知道，繼續玩下去有風險，任何擦槍走火，都會導致局面不可收拾。
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今天，西方要選擇的已不是一個完整且加入西方陣營的烏克蘭，或是將部分領土割讓給俄羅斯的烏克蘭。西方要選的，應當是保留一個頓巴斯地區自治但其他地區還能發展民主和經濟的烏克蘭，而不是一個長期陷入衝突，進步永遠無望的烏克蘭」。這一說法，顯然是為了尋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彭博社還指出，「如果普京的野心不大，只想把烏克蘭作為緩衝國，西方的損失也不算大，受傷的不過是名譽。」畢竟，相比起俄羅斯，西方、尤其是美國並不準備對烏克蘭問題太過計較。
最後的結局，其實法國人埃曼紐•托德在《美帝國主義的衰落》一書中已經作了判斷。這本書寫於2000年初，與亨廷頓一樣，預見了烏克蘭的局勢，但看得比亨廷頓更遠：「由於自身缺乏動力，烏克蘭要逃避俄羅斯的影響就會選擇依靠另一個強國。美國太遙遠，在物質上也不能和俄羅斯對抗，歐洲是以德國為中心的強大經濟集團，但其在軍事和政治上還不是有影響的一極……」因此，托德的結論是，烏克蘭很可能要分裂。
也就是說，波羅申科的努力沒有任何回報，烏克蘭的分裂已成定局。最後謎底的揭曉，就是大國如何分割烏克蘭了，就如當年的東西德國、南北朝鮮一樣。
有報導稱，數千士兵和平民死於烏東戰場。這就是國際衝突中最讓人痛心一幕——元首們煞有其事地表演，不斷地謀劃著自己的利益，而數千年輕的士兵們，卻慘死在槍炮之下。
這是21世紀一次地緣政治的洗牌，生動地演繹了現實主義的遊戲邏輯。
首先，看得出俄羅斯、美國、歐盟都極力避免衝突，這反映了大國博弈中尋求合作、妥協的局面，也說明了，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各國利益環環相扣，無論是冷戰還是熱戰，都不會再次開打。普京、奧巴馬、默克爾及拉斯穆森的言論雖狠，但更多是闡明立場。只不過，從他們進行博弈的方式——包括西方的推進，或是俄羅斯的反擊，都帶有鮮明的現實主義色彩，對國家利益、主權的捍衛，更是毫不含糊。21世紀了，雖然各國關係更加緊密，開戰的成本也大幅增加，但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並沒有太大改變。
更需說明的一點是，小國再次成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基輔人當時滿懷熱情地倒向西方，在今年年初，在基輔的廣場上，出現了多個感人瞬間，包括萬人呼喊著「走出極夜」、拳王克利欽科肉搏警察以保護示威民眾、警察主動放棄武器向民眾道歉、那部「我是烏克蘭人」的視頻更是流傳甚廣……但是，基輔人顯然沒有顧忌到克里米亞及頓涅茨克的俄羅斯族人的感受，他們並不願意投奔西方。這個國家混亂的內政，顯然被大國所利用。最後，烏克蘭對自由、民主的追逐，導致了分裂，這個盛產英雄的國度，最終成為傷痕纍纍的國家。
波羅申科顯然不願如此，但有什麼辦法呢？還記得1937年的「慕尼黑陰謀」麼，英法坐視納粹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區。大國博弈之下，小國、弱國難免成為犧牲品，當時是捷克斯洛伐克，這一次，輪到了烏克蘭。漢斯‧摩根索那句老話依然管用：「國際社會是不斷衝突或衝突威脅的領域，其唯一的法則是弱肉強食。」
對於西烏克蘭人，他們依附歐盟，這是自由的代價。對於東烏克蘭人，他們依附俄羅斯，獲得了麵包，這是生存的代價。一個國家最終四分五裂，無論如何，都不值得慶賀。
＊作者為國際時事評論員（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