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我不喜歡與警察打交道。警察找上門來，一定意味著發生了某種不同尋常、不祥的事情，所以，中國警察的口頭禪是：「你沒有事？沒有事我們怎麼會來找你呢？」
確實，中國人早就養成了一種良民心態，認為警察的出現，提示了某種違法的事情業已發生。警察，不管有沒有穿制服，都像征著神秘的力量，他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他們可以玩弄小民於股掌之中。警察是日常生活中的恐怖因素，他們的到來要麼表明大禍即將臨頭，要麼讓你的生活蒙上深沉的陰影，使你疑神疑鬼、自我折磨、心神不安。
記得大約是在一九七０年——那時我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四川省安縣，縣公安局兩個人來生產大隊找到我，要與我談話。一霎時，其他知青像槍響之後的麻雀散落在四周，緊張不安地竊竊私語，那兩個人走後，同伴們小心翼翼地走過來，眼光閃爍地問我是怎麼回事。
我說：「縣城裡的『農業學大寨』展覽館被人放火，公安局分析是知識青年干的，有人告訴他們，上個星期日兼趕場天[1]我去了縣城，於是來調查，要我交代那一天的所有活動——去過縣城的哪些地方，見過哪些人？」我雖然交待得一清二楚，但不安和不祥的心情一直沒有消除，誰知道今後還會發生什麼事情？誰知道暗中會有多少雙眼睛盯住我，背後還有什麼樣的調查？我分明從幾個同伴關切的眼神深處覺察到一絲喜悅，那時招工回城的風聲已經出現，知青之間開始形成競爭關係，我「被公安人員找過」的傳言飛快地散佈開來，對有些人而言，我的這一層陰影不啻給他們的前景增添了幾許光明。
大約從二００六年起，警察進入了我的日常生活，我知道，在中國有相當一部分公民，因為自己的思想、信念、文字、交往，警察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一開始，我很憤怒，但到後來，就像其他人一樣，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這是我生活中最討厭、最醜惡的事實。雖然與警察打交道已經有五六年了，但面對這些人，甚至在他們離開後，我從來沒有平靜過。每次見面、交談都是一次反抗，有時是用心應對，有時不客氣的話衝口而出。和其他人比起來，我受到警察的對待可能是最不壞的，但內心受到的傷害絕不是最輕的。我從不放棄抗拒的努力和姿態，這是在捍衛我的尊嚴，捍衛正常的社會生活。
（一）
二0一0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五點十五分，我走出社科院大樓的電梯，盤算著時間。捷克大使館的文化活動六點開始，新任大使約我們早一點，即五點半到達使館，先與他喝咖啡，再參加活動。還有十五分鐘，正好夠走到使館。下午三點剛過，接到JJ的電話，說崔衛平已經被攔在派出所，不讓去使館赴會。其實上午就接到衛平的電話，說學校（北京電影學院）對她發出警告，不許去使館。我叫JJ盡快把消息告訴外界，並注意與我保持聯繫。接著，接到香港來的一個電話，問我此事，我證實了確有其事。再接著，接到衛平先生的電話，告訴我此事。又過了一陣，衛平本人從派出所給我打來電話。我給使館秘書M女士打電話，告訴她崔教授肯定不能去使館參加文化活動，請她轉告大使。既然他們為了阻止衛平參加大使館的活動在七八個小時前就對她採取行動，而我一直安然無恙，我想我去得成，完全沒有被阻截的心理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