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友漁  

中國知名哲學家徐友漁受龍應台基金會之邀，7日在台北參加思沙龍座談，以「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比較了1968年全球學生運動的異同，座談時則與聽眾聊及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現況。徐友漁會後接受《風傳媒》專訪，更進一步聊到中國年輕世代對歷史記憶的淡漠、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困局、中國社會的啟蒙、西方的民粹風潮、以及台灣對中國民主憲政的意義。

剛從紐約著名的左派學術陣地TheNewSchool結束近三年的駐院學者工作，中國知名哲學家徐友漁暫離美國，不過他並未直接回到故土，而是來到了台灣。他認為這些年，自己真正開的只有一門研討課：ReflectionsontheChineseCulturalRevolution（中國文革的反思），其他像「西方哲學在中國」、「中國的社會思潮」都只是次要的「副業」，徐友漁7日午後難得在台北開講，談的也是他念茲在茲的中國命運轉捩點：文革。

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那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17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歲月，在現代人的記憶中逐漸模糊。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講座，7日邀請到曾親身參與文革的中國旅美學者徐友漁，他語出驚人地表示，文革已在中國重演，因為中共高層有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中國知名旅美學者徐友漁近日第五度來到台灣，他擔任7日的思沙龍講座主講人時表示，面臨中國崛起，台灣人應該堅持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他說，台灣民主自由環境下長大的學生，有許多中國學生沒有的優點，中國學生太勢利和複雜，台灣學生「天真」的特質是非常寶貴的。主持人《上報》董事長王健壯幽默回應，台灣最好的風景是「學生天真、無邪又可愛」。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今年舉辦1968五十周年回顧，從美國反戰與民權運動、法國五月風暴到日本大規模學運，都在審視之列。7月將展開3場思沙龍活動，探討關鍵的1968年，怎麼影響今天的中國。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今年舉辦1968五十周年回顧，從美國反戰與民權運動、法國五月風暴到日本大規模學運，都在審視之列。7月將展開3場思沙龍活動，從「68年人」與「紅二代」探討關鍵的1968年，怎麼影響今天的中國。

不論是古代還是今天，不論對於內部生存者還是外部觀察者，中國都是一個神秘之國，對這個社會提出切中肯綮的論斷難上加難，敢於預言其未來和前途者往往鎩羽而歸。但是，論說中國又是一件具有極大誘惑力的事，各種人物都願意對此一試，於是，我們讀到在五四時期訪問中國的西方哲人羅素的《中國問題》，中國政壇一代梟雄蔣中正的《中國之命運》，也讀到文化大革命中無畏青年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

2010年，正在坐牢的中國知名作家、人權運動人士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第1位得到此殊榮的中國人，而他入獄的主要原因是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該憲章最初於2008年由303位各界人士簽署的一份宣言，不僅提出中國民主化、改善人權等理念，還建議成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來解決兩岸、港澳及各族裔分離問題，但中國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劉曉波11年徒刑，且關押至今，現傳出因肝癌末期而保外就醫。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退休研究員徐友漁日前在紐約一場研討會上表示，中國目前學術研究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狀態，並稱從2011年以來，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在中國發表研究論文，而2015到2016之間，他在紐約就發表了6篇論文。他告訴美國之音：「特別跟以前相比，以前一年最多可以發表20、30篇，甚至更多。」

「十八大」以來，中國當局所有改革承諾中，最高調的是法治，宣稱要在每個案件中體現公平正義。但自五月以來的大抓捕，肆無忌憚地違反起碼的法律程式，等於自己給了自己的法治承諾一記響亮的耳光。據說這波大抓捕起因於「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屬於所謂被動防守。但這辯解肯定不誠實，因為五月大抓捕之前，有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之後，五月大抓捕中深陷囹圄的廣州唐荊陵、王清營、袁新亭等良心犯，鄭州常伯陽等良心犯，繼續身陷囹圄，沒有任何可能獲釋的跡象。

中國1989年的「六四」民運今年是25周年，北京當局對異議份子進行大規模「預防性羈押」的規模達到空前之鉅。人權團體「人權觀察」（HumanRightsWatch）指出，北京當局持續嚴加監控這些人士，以及當年受難者的親友，許多當年的目擊者多年來持續對政府暴行公開譴責，即便他們已達到了退休年齡，仍然持續寫作，教書與報導這些歷史。

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我不喜歡與警察打交道。警察找上門來，一定意味著發生了某種不同尋常、不祥的事情，所以，中國警察的口頭禪是：「你沒有事？沒有事我們怎麼會來找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