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中國當局所有改革承諾中，最高調的是法治，宣稱要在每個案件中體現公平正義。但自五月以來的大抓捕，肆無忌憚地違反起碼的法律程式，等於自己給了自己的法治承諾一記響亮的耳光。據說這波大抓捕起因於「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屬於所謂被動防守。但這辯解肯定不誠實，因為五月大抓捕之前，有對新公民運動的全面鎮壓；「六四」二十五周年忌日之後，五月大抓捕中深陷囹圄的廣州唐荊陵、王清營、袁新亭等良心犯，鄭州常伯陽等良心犯，繼續身陷囹圄，沒有任何可能獲釋的跡象。
所有這些，無疑屬於一連串的事件，6月12日批捕律師浦志強則把這一連串事件推向高潮。儘管公眾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但仍不免深感震撼。這一連串事件尤其對浦志強的批捕，不僅顯示了當局對社會保持高壓而不惜一切代價的頑強意志，更顯示了當局對基本人權和對法治承諾的不屑一顧。
固然，司法職業化、專業化領域，普通刑事、民事領域，法制體系確有改進苗頭。但所有改進僅限於技術層面。黨對司法的控制沒有絲毫鬆動，司法作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作為黨的所謂刀把子的功能，不僅沒有淡化，反而不斷強化。這充分說明，當局理解的所謂法治，根本不是一碗水端平的法治，而不過是帶刀把子的法制而已。
法治的這種扭曲，還不完全因為所謂實用主義、機會主義，而很大程度出於當局的認知盲區，即對現代文明的隔膜，包括對作為現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法治的隔膜。法治就是法律的統治，首先是用法律統治政府，限制政府權力，規範政府行為。但當局理解的法治恰好相反，即党仍然高於法律，法律仍然是統治者即党的意志，其首要任務，仍然是救黨、保黨。黨的統治才是目的，法律不過黨的工具。對法律惟有利用，沒有任何信仰、任何敬畏可言。
這種所謂「法治」，老實說，還停留於不折不扣的專政水準。毛時代所謂「 人民民主專政」 ，就是「對人民實行民主」而「對敵人實行專政」，今天則是所謂「法治」跟「維穩」兩張皮。「法治」只適用於當局認為的所謂「人民」；誰膽敢把憲法規定的人權和公民權利當真，即不再屬於人民之列，不再受法律保護。即中國的不成文法裡，實際上有一款「不高興罪」，只要你讓當局不高興了，你就不配享受「法治」的待遇，就只配享受「維穩」即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暴力。用「法治」團結「多數」，用「維穩」打擊「少數」，這不都是毛時代的專政遺產麼？跟作為現代文明的法治，可有一毛錢的關係？
無獨有偶，就在用「維穩」打擊「少數」的同時，《人民日報》及其海外版同日兩篇文章互為呼應，一篇題為《警惕西式民主陷阱》，一篇題為《中國民主模式初步成形》。如果說對公民社會的打擊是一連串事件，這兩篇御用之文也是一連串事件——旨在搶奪「民主」解釋權的一連串事件。用所謂「中國模式民主」，來給自己的「黨天下」加冕；對挑戰「黨天下」的分權制衡，則用所謂「西式民主」的大帽子妖魔化，拒於國門之外。如此張冠李戴，世上便有了兩種民主，即民主與李鬼式民主。當局所稱「法治」，與此異曲同工，屬於李鬼式法治即所謂「中國模式法治」，而絕不屬於法治。沿著這樣的歧路狂奔，中國離真正的民主與法治，只會愈來愈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