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徐友漁》台灣的存在證明中國人「配享受民主自由」,但也擔憂台灣「不戰而敗」

2018-07-11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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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The New School前駐校學者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紐約The New School前駐校學者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中國知名哲學家徐友漁受龍應台基金會之邀,7日在台北參加思沙龍座談,以「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比較了1968年全球學生運動的異同,座談時則與聽眾聊及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現況。徐友漁會後接受《風傳媒》專訪,更進一步聊到中國年輕世代對歷史記憶的淡漠、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困局、中國社會的啟蒙、西方的民粹風潮、以及台灣對中國民主憲政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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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漁說,中國對過去的遺忘、對歷史事件的淡忘是非常嚴重的。這種淡忘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局的扼殺,不過他也說自己並未抱持絕望的態度。因為中國人並非在自然狀態下「選擇淡忘歷史」,只要有機會衝破當局管制,他十分願意去從事這樣的事情,這種反抗的努力不應該停止。

中國《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徐友漁(右2)在紐約出席研討會,表示中國學術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時期(美國之音)
中國《零八憲章》首批連署人徐友漁(右2)在紐約出席研討會,表示中國學術自由處於文革以來最糟時期(美國之音)

主張在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下,在中國實施民主、共和、憲政的現代政治架構的《零八憲章》,是起草人劉曉波被認定「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關鍵文件,徐友漁也名列首批公開表達支持的303位簽署者之一;2010年6月,多位學者與維權人士發起《公民承諾》倡議書,期待中國公民意識能夠更加普遍,徐友漁也是發起人;2014年,幾位中國公民在非公開場合紀念六四,卻首次發生參與者被捕的事件,徐友漁當時也被警方帶走。

中國共產黨怕什麼?

作為中國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徐友漁卻不願只是坐在研究室裡寫文章,而是屢屢為所當為。但包括新公民運動與私下紀念六四,都談不上對共產黨的政權構成直接威脅,為什麼中國政府如此忌諱公民運動,對知識分子每次想要倡議什麼,都要進行如此嚴厲的壓制?這些被抓捕跟監的知識分子,究竟踩了中國政府的哪一條線?

20180707-前纽约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紐約The New School前駐校學者徐友漁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徐友漁說,中國共產黨從骨子裡、從意識形態裡就對人民是敵視的。當初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彭德懷曾提倡「民主、人權、博愛」,就受到毛澤東嚴厲的批評,他們對人民高度的敵視與警惕,從來就沒有放鬆過。從晚近的層面看,在六四之後中共可說喪失了執政的合法性,那種敏感性與敵視性更是日益嚴重。也因為這種心態,即便是很微小的倡議、或者與執政合法八竿子打不著的主題,中共也往往認為可能威脅到他們的政權,從思想理念到實際行動都全面打壓。

20180707-前纽约The New School駐校學者徐友漁(左)、上報董事長王健壯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紐約The New School前駐校學者徐友漁(左)、上報董事長王健壯7日出席「思沙龍 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講座。(顏麟宇攝)

徐友漁說,許多在中國從事公民運動的人,他們追求的實際上是一種具有建設性、良性互動的事業,並非所有從事公民運動的人都想推翻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國共產黨那種驚弓之鳥的心態,讓他們不可能相信公民運動者的初衷,也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群體行動,那怕在群體行動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共統治沒有衝突,都是要從根本上破壞中共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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