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文化大革命50周年，那段「革命無罪，造反有理」、17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歲月，在現代人的記憶中逐漸模糊。由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講座，7日邀請到曾親身參與文革的中國旅美學者徐友漁，他語出驚人地表示，文革已在中國重演，因為中共高層有人想當「毛澤東第二」。
作為親歷中國文革混亂時期，並在恢復高考後首批重回大學、並且進入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徐友漁對時代有著深刻的體會，也深切反思中國的命運，他目前是海內外知名的文革研究專家，著有文革《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到美國The New School擔任駐校學者期間，開的課程名稱就叫「文化大革命的反省」。
曾是紅衛兵，慶幸「沒有權力去做壞事」
7日的座談以「1968：形形色色的造反」為題，主持人《上報》董事長王健壯向徐友漁請教在文革的親身經歷。徐友漁回應，1966年爆發文革時，他正值高三，要準備考大學，他那一代人從沒經歷共產革命，以為人生就要平庸無奇地虛度了，沒想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青年們起初懷抱極其狂熱的心情，甘願為毛澤東拋頭顱、灑熱血，貢獻自己的青春。
談到身為紅衛兵是否做出傷天害理的事，徐友漁說，文革初期不是所有青年都能夠搞革命，必須血統正確才能造反，所以有句話說「只許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家庭出身是農工軍的「紅五類」學生，才有資格抄家、批鬥和奪權，背景是地主、富農、右派的「黑五類」學生則因為父輩是反動派，被剝奪參加批鬥與造反的資格。
徐友漁謙稱他並非比別人更有道德，而是連做壞事的權力都沒有。因為徐的出身並非「紅五類」，所以沒有資格去做燒圖書館、砸廟這種虧心事。然而在集體喪失理性的社會下，「如果我當時是工人階級出身，這種壞事我一定會做的。」但當觀眾問到，如果再回到50年前的中國，「你還會選擇支持文革嗎？」他斷然回答：「我肯定不會。」
文革之後才有「真造反」—造就獨立思考的一代人
文革期間，徐友漁成為四川紅衛兵組織核心人物，逐漸感受到文革的政治黑暗內幕，以及中共朝令夕改，任何人都有可能隔日成為被批鬥的對象，於是他便醒悟過來，開始重新反思文革的真正意義。
1968年12月，毛澤東號召數百萬知識青年參加「上山下鄉」運動，美其名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實際上是將城市裡的紅衛兵趕下政治舞台。徐友漁指出，這些年僅15、16歲知青放聲大哭向親人告別，「同時告別自己以前抱有的政治信念。」他們到農村才發現中國不如共產黨吹噓的那麼繁榮、幸福，鄉下地方一天的勞動所得，還不夠買一顆雞蛋，也就是說，知青的勞動價值還不如一隻母雞。 （相關報導： 思沙龍》面臨中國崛起，台灣人該怎麼辦？徐友漁：堅持民主自由價值 ｜ 更多文章 ）
徐友漁認為，下鄉後的政治幻滅，令中國知青在思想上進行了另一場文化大革命，他們「從狂熱走到理性」，開始否定對毛澤東的過度崇拜，重新思考中國社會制度，這種「思想上頭胎換骨的變化」才是真造反，發生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且長期持續發揮影響。在此之前的造反運動是「奉旨造反」，僅是仗勢欺人的假造反。很諷刺的是，這場革命造就了一群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們，徐友漁也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