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日治時期考上竹中、隨後又進入台大法商學院的知識青年，為何曾經流亡全台一年多、還曾在山中吃餿食救回一命？1928年出生的曾群芳在日治時期長大，二戰結束之時他17歲，那時他與同學們歡天喜地迎接所謂「祖國」回歸，卻在二二八事件看破國民政府本質、與同學策畫武裝革命又加入左翼組織──像曾群芳這樣的青年是二二八世代的身影之一，他們本著熱血想改變台灣社會，卻不知接下來要面對的是牢獄之災、殺身之禍，成為白色恐怖的一頁。
19日下午，曾群芳之子曾建元現身「少了一個之後」主辦講座，談父親的青春與自己的青春。身為野百合世代的曾建元在30年前也是學運青年，曾因為擅自出地下校刊被校方約談、險些被退學──他原以為自己的青春已夠驚濤駭浪，但升上研究所那天，父親幽幽地說：「你高中跟大學搞那些，簡直小兒科。」
曾建元起先不服氣，直問父親「那你又做了什麼」，沒想到這一問，卻問出了台灣知識份子被迫噤聲多年的悲歌，也才恍然大悟從小一直困惑的問題：為什麼，只有我們家一直有警察來查戶口？
「台灣本土菁英剎那間，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異鄉人』…」歡天喜地迎接「祖國」 卻一夕變成「非法團體」還禁說日語
曾群芳出生於1928年的日治時期，家族成員可謂當時少見知識份子，其父曾擔任過保正、與二二八受難者李瑞漢同期考上司法代書，曾群芳也考上竹中，係當年學校一片日本人裡頭少見的台灣人，卻也因為台灣人身份常被日本同學欺負、打架時總會被罵「清國奴」，中學時期陰影到大之後校友會都不太想去了。曾建元說，曾群芳的民族意識就是在那時萌芽。
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那時的曾群芳已考上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卻都在當學徒兵，日本天皇投降那時他還在汐止山區挖防空洞，數日後出來才發現，「國家」已經變了。
曾建元說，父親曾群芳曾跟著學生們一起列隊歡迎「國軍」登陸，未料眼前是令人非常詫異的場景，戰勝國的所謂「國軍」竟是一大群衣衫藍縷、背著鍋啊斗笠啊扁擔狼狽不已的模樣，反觀日本軍雖戰敗，卻也維持一定的軍容（謝孟穎攝）
那時的台灣變成「無政府狀態」，只是曾群芳也曾說，那時可謂「社會秩序最好的時期」，台灣人終於可以成為自己的主人，也確實展現身為「主人」的風範，地方自治、學生自治、學生甚至會自主參與警備隊工作維持社會秩序，也會開始開國語班教民眾接下來必備的漢語，彼時社會安定，人們對未來充滿期望。
一切的轉變從10月份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開始──那時曾群芳跟著學生們一起列隊歡迎「國軍」登陸，未料眼前是令人非常詫異的場景，戰勝國的所謂「國軍」竟是一大群衣衫藍縷、背著鍋啊斗笠啊扁擔狼狽不已的模樣，反觀日本軍雖戰敗，卻也維持一定的軍容。
接下來的發展更是出乎台灣人預料──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發佈了「台灣光復」相關法令，所有社團即日起停止活動，必須重新登記許可才可以再運作，那時曾群芳與身邊年輕人的自主團體「台灣學生聯盟」正搞得轟轟烈烈，竟一夕變成「非法團體」、沒有再恢復過。更讓年輕人們無法接受的或許是「禁說日語」，那一代年輕人生長於日語環境，是不太講華語的，後來學校來了很多中國來的老師，他們也聽不太懂老師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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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狀況，讓台灣本土菁英剎那間在自己的土地上變成異鄉人……所有能看到的公文書都是中文，中間沒有任何過度轉闤的空間，對這些當時希望能獻身於台灣『祖國』的人會很大的挫折感……他們在這地方變成異鄉人，沒辦法參與官方主流活動社會，真的需要時間來適應。」曾建元說，爸爸直到70年後的現在中文還是講不太好，他最熟悉的還是日文。
「殖民枷鎖卸除後，誰都希望當自己的主人」糧荒、物價飛漲、威權統治 青年學生「一支布尺」組義勇軍對抗政府
更讓學生們難以接受的，是「自治」變成「威權」。曾建元說，那時台灣的大專院校本來是沒有點名制度的，校風非常自由，但國民政府來台後就要在大學推動「訓導制度」，一度引發反對訓導制度的抗爭，爸爸的同班同學甚至曾在走廊上跟訓導主任「狹路相逢」起衝突、用柔道把對方過肩摔了。
曾群芳當時就讀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也在沒有跟學生討論的情況下被改制、在預算考量上自動併入「台大法商學院」──自己讀的學校一夕間變台大，這事情在今日可能是羨煞眾人，然而當時的學生比起品牌更在乎民主程序，曾群芳與同學們曾經發起抗爭，台大法學院掛牌第一天那木牌就被同學簡潤胖拿斧頭砍了，簡也變成台大開張第一天就被開除的學生。
「我覺得這跟他們過去受殖民壓迫有關，有天殖民枷鎖卸除後，誰都希望當自己的主人……」曾建元說。再加上語言不通的摩擦、國民政府輸送米糧到中國引起的糧荒、物價飛漲等各種紛亂狀況，曾群芳一次次投入抗爭，也終於在二二八事件爆發時決定起來武裝革命了。
二二八事件。在圓環緝菸事件後包圍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的抗議群眾。（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曾群芳參加的台北學生軍起義由已被廢止的台灣學生聯盟主席郭琇琮帶頭，成員只有幾十人，計畫是這樣的──先登上烏來山區找讓國軍聞風喪膽的「高砂義勇軍」支援作戰，下山後奪取國軍景美地區軍火庫，再到公館台大武裝找第一批學生加入，之後沿著羅斯福路到師大找人，再走到建中拿下鄰近軍醫院軍火庫並招人，之後走向西門把憲兵團攻下來，一路到當時位在長安西路的台北市政府（今台北當代藝術館），打下來，宣佈台灣解放，台灣人就自由了。
「這些學生，膽子真的很大。」曾建元笑。學生們的計畫很理想，沒想到中間出包了，出征當天雨下得極大，一群人也沒有通訊設備、只能靠腳踏車傳令，反觀國軍是有無線電跟手搖電話的，學生們光是下大雨騎腳踏車就想解散了。
步行登上烏來以後，學生們才知道傳說中的「高砂義勇軍」突然食言不出征了，對方說是因為出兵要殺豬祭天、學生們沒給經費，不打了──直到多年以後這事才真相大白，原來是烏來部落的勇士們翻山越嶺到桃園角板山請示當代代表、台灣省政府參議林瑞昌，林瑞昌直言國軍有現代化設備、原住民只有獵槍，打下去是「不知死活」、必定招致整個民族的滅亡，因此要烏來的勇士們想辦法敷衍掉學生，才有所謂「殺豬祭天」的推託之詞。再加上行政長官公署參謀總長柯遠芬早已知悉學生要集結的情資，早已埋入暗樁擾亂學生戰鬥意志，各種失利下，台北學生軍就此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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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說，當年父親的裝備是全隊最精良的，他身上只有大伯曾培芳二二八保護中國警察而取得的、僅存兩發子彈的手槍，而當時台大法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陳炳基更誇張，他家裡開布庄，只帶了把布尺就出發了。「你們武器比『竹刀掛菜刀』還差，憑什麼相信可以打敗國軍？」曾建元曾經困惑不已地問過老爸也問過陳炳基，老爸自信滿滿說，光看國軍登陸那儀容，單挑都能贏，一群學生也都在日治時期當學徒兵、受過機關槍射擊訓練，只要能拿下軍火庫就一定贏──一切都是學生們懷抱「台灣人做自己的主人」理想下的年少輕狂，卻沒想到，之後真有人賭了命。
別無選擇的「左翼」青年逃亡路：逃遍全台染瘧疾，他只能靠加熱餿水撿回一命
二二八事件後全台都有青年武裝起義，包括台中二七部隊、嘉義學生兵攻打水上機場等，這些學生並沒有被列入保密局掌握的「清鄉」名冊，理論上解散後就可以平安回家；然而青年們對政府的不滿並不會就此煙消雲散，見證血腥鎮壓、盼望改革的青年們走了另一條路──加入共產黨。
1947年6月，一群學生們在陳炳基帶頭下集體入黨，當時已畢業進入台糖服務的曾群芳也入黨了。曾建元說，雖然共產黨在現在看來好像是「邪教組織」，但在那年頭的宣傳下，青年們是很容易有美好想像的──例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係由中國民主社會黨創黨人張君勱起草，當時在制憲協商會議，周恩來的中共代表同更提出幾項前衛的東西，諸如人身自由保護、軍警不能隨意抓人、24小時後必移送法院、縣市長、省長與總統民選等。
「這些東西共產黨很堅持啊，雖然他們現在都沒在做。」曾建元說，那時中共對台灣宣傳也不曾提起在中國實施土地改革、屠殺「土豪」之事，台灣年輕人能認知到的共產黨就是個「進步象徵」，加上台灣人對地方自治非常熱衷、共產黨的理念較易切中心聲，一群年輕人進入一個有力的「反對黨」，也就是人之常情了：「那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他們沒有別的機會做選擇，不是選國民黨就是共產黨。」
只是年輕人們萬萬沒想到，國共內戰時國民政府軍雖然節節敗退、半年就丟光整個大陸、整個逃來台灣，卻也因為韓戰契機與美軍確保共同防線穩了下來，正式開始「中華民國在台灣」時期──台灣局勢一安定下來，「白色恐怖」開始了，這些加入左翼團體的年輕人也要被當成「共匪」清算了。
那時曾群芳在台糖服務、到花蓮任職會計，某天大學同學卻突然出現在花蓮宿舍，說在台北看到通緝令、同學都被通緝了，曾群芳接獲通知也就展開逃亡，「我爸連宿舍燈沒有關，一下班，手提包一拿穿著西裝，騎著腳踏車就逃。」多年來跟父親聊起這段，曾建元也能大致拼湊出曾群芳的逃亡路線，從花蓮逃到屏東、台南、當時新竹竹南、逃到台北通知同學一起逃到社子、又逃回竹南在桃竹苗一帶深山遊走，曾群芳是同學們之間逃得最久的，一逃一年多，期間也歷經不少磨難。
曾群芳的逃亡過程也是有「貴人」，例如沿途他就選擇住在大學同學任職警察的警局裡，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台灣人會庇護台灣人，甚至他也好幾度在路上跟警察擦肩而過，對方卻都放他走。只是一路撐到寫自白書「自新」以後，曾群芳也必須面臨無時無刻的警察「查戶口」，直到結婚生子後還是那地區最常被查戶口的一位，像他這樣的「二二八叛亂份子」所受監控，直到李登輝執政、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以後才解除。
「我爸很多同學沒有機會活下來，他們不會有第二代」身為「倖存者」二代 他盼持續為受難者發聲
曾建元自認是幸運的一代，相較於其他二二八革命青年被捕、被殺、後代活於恐懼中，父親保護一家人保護得極好，小時候警察來查戶口時曾建元甚至以為警察是「人民褓拇」來保護大家的，甚至某次媽媽因為警察出沒頻繁被鄰居閒言閒語、氣得當場大罵「奧警察」時，曾建元與妹妹還「挺身而出」保護警察：「警察是人民褓姆，妳怎麼可以罵警察？」而媽媽回：「你們不懂事！」
只是不知道曾群芳可曾料想過，自己兒子上了高中、大學以後竟也變成「革命青年」了──從小熱愛讀書的曾建元升上板橋中學第一天就加入「三民主義」社，之後又入板中青年校刊社，在製作選舉專題那時才知道雷震《自由中國》案，之後曾建元開始猛烈批判政府、大力抨擊政府不符合三民主義的行為；這嚴重踩到當時校內「安全維護秘書」的底線，一群校刊社成員在換校長以後被掃地出門，曾建元與同學們不服氣再組地下校刊社對抗，卻踩到更大的地雷「非法出版」，被指控文章有「反儒思想」、「黑色思想」，險些被學校開除。
那時身為爸爸的曾群芳並沒有出面，是媽媽到學校替兒子求情、說兒子在家很乖都在看書，安全人員問曾媽媽：知道兒子讀什麼書嗎？「讀課本啊。」「沒有喔，他讀『魯迅』。」媽媽困惑問「魯迅是誰」，曾建元說，自己當時還很得意在旁補充：「魯迅是禁書。」
隨後曾建元又投入野百合學運、1990年也加入「反軍人干政大遊行」抗議李登輝提名郝柏村當行政院長，那時學校有監控異議人士的「春風專案」，曾建元接獲一位同學的電話得知自己正被法律系的學姐、辯論隊的學長「偵防」，氣得掀開這事，也弄到差點被退學──大學要被退學了，爸爸還是沒出面解決，直到考上研究所那天，曾建元才突然明白一切。
大學要被退學了，爸爸還是沒出面解決，直到考上研究所那天，曾建元才突然明白一切。（謝孟穎攝）
憶起那時，1990年，曾建元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初解禁，他開心買來看，沒想到爸爸冷笑：「我十幾歲就看過了。」「不會吧，這禁書耶，現在才解禁，你怎麼看得懂？我都研究生了還看不懂！」接著爸爸又笑曾建元參加學運簡直「小兒科」，曾建元不服氣，說自己可是出生入死的，反問爸爸：「那你又有多了不起？」
「我是拿槍要去推翻政府，兩顆子彈一把手槍。」爸爸說，曾建元愣住了，這還真了不起，但接下來又要怎麼推翻？「我參加共產黨。」
「這真的不得了啊，叛亂份子，我真的傻眼了！這時他才說他被羈押過、坐過牢、逃亡過等等，還有常來我們家拜訪的那些他的大學同學長輩，都是他的黨員──共產黨不是讓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妖魔嗎？結果我爸這些慈眉善目、飽讀詩書的長輩，怎麼都共產黨？」曾建元真的傻住了。
父親那輩的青年並沒有太多機會貢獻才華於社會，只得選擇有限地投向第二大的反對黨，卻也有人因此背上「共匪」標籤遭槍決，這是那時代的悲劇，也因此，曾建元盼望的是有生之年替爸爸的同學說話，以「倖存者」後代身份背起這項責任，讓更多台灣人理解這些身不由己的悲歌。
如今已民主化的台灣小黨崛起，人們不再只有「國民黨」、「左翼」的二元選擇，那段別無選擇也無力改變國家的歲月已經過去，而曾建元盼望的，仍是守住民主憲政體制，莫讓恐懼再次上演──或許民主時代也會走錯路，但至少，一切都是有機會改變的。
講座資訊
● 邱慶麟/白色恐怖、客家中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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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乾耀，通霄首位民選鎮長，其胞弟為同父異母的邱聯飛。省工委會曾永賢二姊嫁給邱聯飛後，因親戚關係曾多次藏匿曾永賢，最終以藏匿叛徒罪刑處以死刑，成為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位被槍決的鎮長。而被藏匿的曾永賢，卻在自新後進入調查局服務，成為研究中共匪情專家，退休後更被李登輝、陳水扁重用為國策顧問。這樣的歷史淵源，讓邱乾耀、邱聯飛，以及曾永賢三個家庭有了截然不同的命運，直至今日仍有深深地怨恨與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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