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竹光復中學學生因納粹變裝遊行遭強烈譴責，第3屆模擬憲法法庭大法官吳豪人24日指出，這件事可看出「保持記憶」的重要，消極上，記憶是被害人最高貴的義務，積極上，記憶是所有國民的權利，年輕朋友若連這樣的記憶都沒有，像光復高中那樣的事會層出不窮，不以納粹形式，也會以其他形式出現。
加害人常講「向前看」吳豪人：這是不要臉的國家
吳豪人指出，威權體制轉型後推動轉型正義的目的，就是要保持記憶，加害人常講「向前看、既往不咎、重新出發」，都是替加害人辯護，就像國民黨一樣，這也是為何台灣在白色恐怖時期有幾萬人受害，卻找不到1個加害人，「過去是加害人禁止我們記憶，現在是我們自己不要記憶」，「這樣的國家是不要臉的國家」。
模擬憲法法庭24日就戒嚴時期受軍法審判的李媽兜、杜孝生案提出判決，儘管杜案的聲請方並未要求大法官就杜的原住民身分（鄒族）申述，大法官也因此未在主文提及杜的原住民身分，但吳豪人仍從杜的原住民身分提出協同意見書，因為他認為，不法國家遂行不法統治，不會沒有族群／種族的考量。
該判決的理由書指出，台灣的原住民族並非自始就當然是中華民國國民，包括杜孝生在內的原住民族是否／如何成為中華民國國民，是否可列為中華民國法律關於叛亂罪、貪污罪的被告，憲法法庭及中華民國的各級法庭，「都沒有解釋的權限」；但無論杜孝生是否是中華民國國民，中華民國都負有賠償責任。
如果原民真有選擇權 未必想成為中華民國一員
吳豪人表示，原住民比所謂的國家還早來到其土地上，要談恢復原住民權利時，「要恢復到國家來臨前的權利」，台灣至少要從原住民接觸近代國家，也就是日本帝國起算，原住民歷經2個政權的延續性殖民，現在中華民國就過去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作為道歉或賠償，或者憲法法庭就杜孝生案判定他有獲得司法平反及賠償的權利，充其量只是「去殖民」，而不能宣稱是轉型正義的實踐，因為轉型正義通常是指同一國家內部和解，原住民可能願與中華民國和解，但如果原住民有真正的選擇權，未必會選擇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員。
吳豪人指出，如同聯合國所說的，原住民無論受到怎樣的迫害，從來不會放棄對自己的文化和族群的認同，也就是「保持記憶」；吳說，如果他是原住民，「我一定不會加入這麼不要臉的國家」，因為它「放棄自己的記憶」。
原住民的寬容、寬恕、信心與等待
原住民除了對文化和族群有很強的認同，吳豪人也指出，原住民在台灣社會，用「少數對多數的寬容、被害人對加害人的寬恕、對社會終將回復正義與正常秩序的信心與等待」，向主流社會的加害者與社群詮釋「什麼是修復主義」、「什麼是轉型正義」，主流的漢人社會經常上演彼此使用仇恨語言或暴力復仇的戲碼，但社會上幾乎看不到原住民對漢人有類似作為，這點經常被主流社會忽略；原住民這種寬恕的態度，至少從戰後起算，已成原住民跨族群的「嶄新的傳統規範」，可是原住民從主流社會得到的回應卻是冷漠到了極點。
吳豪人指出，大法官認定憲法法庭無權解釋杜孝生是否是中華民國國民，及是否可列為貪污罪被告，並非放棄大法官職責，相反的，是為了維護大法官的人性尊嚴，避免被中華民國裹脅而參與殖民犯行或重蹈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19號各協同、不同意見書所呈現出大法官對原住民被殖民歷史的無知與輕佻。
杜銘哲：我們為台灣寫歷史 讓大家一起思考
曾在11月13日的言詞辯論庭陳述意見的杜孝生之子杜銘哲，24日在宣判後的記者會指出，他是原住民，「莫名其妙的」就變成了中華民國的國民，「我是什麼時候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的？我真的也沒想過這個問題」。
杜銘哲指出，模擬憲法法庭的判決超乎他的想像，「如果只有我父親的案子得到肯定，我也不會太高興」，但因為他父親的案子的提出，「很多其他家屬也同樣受到重視」，「我覺得我們是在為台灣寫歷史」，也讓大家能一起思考。 （相關報導： 保存原民語言 原住民語教師將專職化 月薪3萬以上 ｜ 更多文章 ）
杜銘哲唸了美國印地安酋長羅斯（John Ross）在1833年的文章：「自從白人來到我們的領土，我們被如同狗一般地對待，嘗盡了屈辱，歷經200多年的撕裂，我們祖先遺留的、以及我們的一切，已經消磨殆盡，如今，我們在我們自己的領域，如同逃犯一般、陌生人一般在流浪著」；他也提到日前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洛夫（Andrey Gennadyevich Karlov）被槍擊身亡的事件，就是因為族群問題，「我們不能失去記憶」，族群的問題也必須得到和解，「才不會再犯過去的錯，Never Again！」也才能找到共識，為國家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