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渡專文  

所有人都陸續釋放以後，只有兩個人未放：林書揚和李國民。老同學告訴我，李國民已經精神失常了，社會還注意著的時候，放出來會讓當局很難堪；林書揚是政治犯的領袖，思想深刻，理論造詣深厚，不敢放他出來。

台灣命運與王陽明有關？會不會說太遠了？

二〇二一年深秋，管中閔談及想寫作臺大校長遴選事件時，我心中明白「不容青史盡成灰」，這一段歷史應該留下。不僅是臺大校史，它更是臺灣知識分子集體與當權者奮戰，也是自由民主的理念與擴張權力的獨裁之間的對抗。

歷史如果像電影，可以結束於最輝煌壯烈的一刻，只留下絢麗、燦爛、熱血、英雄的最後一幕，歌聲響起，幕落下。那該多好！

我在一九八四年戒嚴時期的台北遇見了愛蓮娜，一個再過五天就要離開台灣到法國去的女人。

歷經美麗島事件之後，一九八○年代以美麗島大審揭開序幕，但接下來的不是社會的噤聲、群眾的恐懼、民主的寒冬；恰恰相反，是受刑人的家屬參與選舉，得到同情票當選；黨外新生代以延續民主香火參選，成為新生的力量。隨著台灣逐步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已有足夠數量的中產階級崛起，實施了三十幾年的戒嚴體制面臨巨大的挑戰。

胡適那柳條般修長的字體，也不是柔弱，而是一種知識的韌性，任他東西南北風，信念不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