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輯會議上，同事聽完這次弱勢居住題目的題綱，小心翼翼的問我：「我知道照顧弱勢很重要，但是，這個議題和我做為一個台北市民有什麼關係？」
一開始起心動念，是掛念著：公辦都更雖然主打「政府做事公開透明」，但實際上如果仍按市場邏輯運作，讓租戶在第一關就「出局」，不能參與新房分配，南機場、蘭州社區可能有高達半數以上的居民（且其中大多是弱勢）必須離開原居住地，整個社區因此分崩離析。
聽完我的想法，同事看起來並不太買單，但仍是務實的給了些建議。離開辦公室，我也不斷自問，究竟弱勢居民住不住台北市，對其他台北市民的意義是什麼？
城市為何需要不同階級的人？
於是每採訪一位學者或專家，我都試著問他們：為什麼我們應該保障弱勢的人能住在台北市？或是說，一個城市為何需要不同社會階級的人同住在一起？
政大地政系的孫振義老師說，自由經濟主義者的回答會是，都市資源多、政府投入的資金也很多，大家認為這裡是一個值得待的地方，地價也因此水漲船高；如果有中下階級硬是留在都市裡，代表他付出很小的代價、創造很少的產值，卻住在很貴的地方。這就像常態分班和資優班的爭論，有人認為能力強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發揮最大產值，不同程度的學生（階級）混在一起可能較不經濟、效率不高。
文化大學市政暨規劃學系講師王章凱則從資本主義治理的角度分析，認為一個都市不可能只靠老闆來運作，還需要中產、藍領階級從事基礎工作，「即使台北沒工廠、還是要有接電話的人」。而如果這些人無法住在都市裡，資方就得付出更高代價解決勞工的交通成本。因此聰明的資本主義會顧及社會不同階級的需求，以穩固統治合理性。
王章凱舉了日本東京「品川東口」建案為例，大樓位在皇居附近，多家企業把總部設在這裡。雖然地價高昂，地下樓層卻開設了不少餐廳、書店、診所等照理負擔不起高額租金的店面，大樓經營者的考量是，企業總部有數以萬計的中產工作者，如果來此工作得跑到很遠的地方才能看病、吃飯，「好員工是不會想來這邊工作的」；如果員工的生活成本低、便利性高，他們自然會安於工作。
「一座城市的資產是所有人的功勞」
「一座城市的資產是所有人的功勞，不是單一階層的人可以創造的，因此更應該開放讓大家共同使用，」延續城市由不同族群建構的觀點，台大社會系陳東升老師則從「公平」的角度討論為何城市不該只剩有錢人。陳東升說，一座城市的文化異質性是由不同的族裔、收入、性別族群共同建構；而且，一個城市能有捷運、森林公園、大學，是幾百年來人們的共同努力，更是所有納稅人的資產支撐起來的。如果今天只有住台北市的富人獨佔這些資產，顯然是不公平的。
而這樣的不公平更有可能不斷複製。陳東升說，年輕人沒錢，住不起台北市，必須往外住，但大部分的工作機會都在市區，於是就得花更多錢通勤；通勤成本高，收入變向被剝屑，意味著一個人累積財富的速度更慢。此外，偏遠地區的教育等資源比較少，更可能降低後代向上流動的機會；而有錢人住在城市裡，則更能複製、鞏固原來的優勢，最終造成工作、文化和社會流動因此減緩、甚至消失。
「差異、多元才能維持城市永續運作」
「要讓不同的人住在一起，彼此才能相互理解，願意分享，才能維持公共的城市，讓除了住宅以外的東西維繫下去。」講到這裡，陳老師看起來似乎有些激動：「差異、多樣，是維持一個城市永續運作的基本原則。同時我們也要理解這些差異、讓其他的人生活有尊嚴，這樣的理解回過頭來也能變成別人對你的尊敬。」
陳老師論述相當完整，愚鈍如我則是等到第n次拜訪蘭州社區後，才真正聽懂他的話。當王媽媽問，「我們是不是要被這個社會淘汰了？」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但也忍不住自問，難道當城市變得富裕，就沒有像王媽媽這樣的市民的容身之處了嗎？今天整宅或許殘破、或許是進步城市亟欲搓洗的污垢，市政府打著「公共」的名號介入協助居民換新家，但新蓋好的房子由誰來住？市府說公辦都更比過去更透明了，可除了講價方式相同，公辦還能為這座城市帶來哪些共同的好處？
就如陳東升老師所說，一個城市並不是只由少數富人創造，而是由不同階級、族裔、性別等各式各樣的人共同投注心力、共同形塑的。做為一個不住在蘭州整宅的台北市民，今天當北市府用人民賦予他的權力和資金（人民繳的稅）宣布要起新厝，我想知道的、或我認為市府該發揮的公共性，是要善盡分配義務，讓在價格至上的社會中屈居弱勢的人也能有尊嚴的居住在台北市，確保利益不過度傾倒向於本來就有能力買房的一方。
「完全靠國家 有救才怪」
和陳東升老師訪談到尾聲，他說，近期兩次選舉都反映社會對世代正義的渴望，如今新政局開始，公民社會還是要持續監督政府、提出政策創新，「完全靠國家，有救才怪。」同樣的，市府要在南機場、蘭州公辦都更，本來就是創舉，而社會是否也能藉這個機會討論、檢視是否政府有落實公平的承諾？
這是我所認為的，我們為何該關注整宅裡的王媽媽、郭奶奶、陳伯伯以後要住哪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