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民記者名義羞辱老榮民的錄影帶，在廣為散播之後，引發軒然大波，各方均表示譴責。其中，以仇恨言論違法論處的主張頗為普遍，包括民進黨甚至都呼籲，有關單位應主動偵查。這些義正嚴辭，當事人可能擋不住，但是外界再怎麼大義凜然，恐怕不但不能杜絕仇恨，反而可能累積更深的仇恨，造成未來更強的發洩需要。簡言之，譴責無用，疏導才是正途。查錄影帶的羞辱內容，外界雖以惡毒稱呼，實在大驚小怪。固然，對於不熟悉這類言論的人而言，或許可收驚世駭俗之效，但多數人也許實際生活中或多或少已經接觸過。相較之下，錄影帶的侮辱程度，並未超越街頭巷尾早就可以聽到的激烈、低級的口水，更遠不及社交媒體上若干極盡低劣之能事。所以，侮辱事件不是個案，甚至基於其普遍性，可能連案都算不上。值得一提的還有，此一侮辱性錄影帶也透露，其主人在國小擔任故事媽媽，對小朋友傳達的是同一套仇中劇本，字裏行間渲染的，仍然是對台灣無助形象的自我解嘲。這可以提醒讀者聯想到的是，在社交媒體上恣意侮辱同類對象的版主或留言客，其中不乏博士、教授，且大剌剌不隱諱身分。可見，其觀點司空見慣，其情感反映廣泛，故發動者未覺有何不妥，反而理所當然。反中、仇中的深層，是殖民地人對母國的浪漫想像，所以即使沒有在殖民地成長的經歷，錄影中依舊能驕傲地宣稱，台灣人「是日本人的孩子，為什麼變中國人？你講清楚…」。殖民地人的史觀屬於林全院長講的「政治事件」，如果因為反中而入侵國家機構，都可視為政治事件不宜訴諸法律解決，那麼同樣因為反中而入侵個人人格，如何能用仇恨罪追訴呢？仇恨罪的概念尤其是個不恰當的藥引，因為在歐洲立法的原初旨意，是要消弭納粹式的種族仇恨。而台灣的仇中情緒，在行為與心理的層次固然也是納粹式的，但其前提是建立在日本灌輸的殖民現代性上，是從文明的高度出發的。用種族仇恨的邏輯比擬成納粹，在仇中者的感受裡，他們才是種族仇恨的犧牲品，因此必然更加沮喪，精神狀態更難控制。殖民地的遭遇，使人們在不論從日本或中國的文化標準下，都顯得不夠純淨，所以永遠被當成不成熟的社會看待，影響所及，殖民地人的反彈也就猶如青少年對父母的反彈，是一種因為親近所帶來的無法獨立的困惑所致。這種弱勢者的反抗充滿絕望，可能導致殘暴的的侵略或歇斯底里的自戕。我們執意對其批判圍剿，同時也是壓制自己潛意識裡類似的衝動。譴責不如疏導，疏導之道有兩端。一是理論上的疏導，將殖民地人的歇斯底里視為一種片面自然狀態，亦即當事人情感中，已經產生了遭到入侵或壓迫的想像，好像身在蠻荒的自然狀態，隨之而起的就是毀滅與破壞的本能，就好比飢餓的嬰兒只能感受到存在的痛苦一般。之前太陽花運動的師生們，屢屢控訴國家壓迫，就是典型的這種恐懼想像，而社會豈能懲處嬰兒而求哭鬧之緩解？片面自然狀態的合理性在於，當事人是因其精神狀態需要，所以容許超越法律之治，但國家卻不可也同時主張進入自然狀態，也就是戰爭狀態，而應克制，免於採取鎮壓、譴責、告訴等體制內的懲處。殖民地人在其歷史脈絡中，淪為母國或母文化眼中永遠長不大的青少年，沮喪之餘，採取自辱辱人的言行，本為常態，若加以壓抑，必然累積後爆發，小則辱人，大則暴動。疏導之另一端在於制度設計。記得在美軍炸毀北京在南聯盟大使館的當晚，北京高校青年群情激憤湧至美國大使館，幸賴當局處置得宜，讓大夥排隊，輪流趨前謾罵丟石，因而免於轉而釀成對北京外交懦弱的示威，逃過了五四運動的覆轍。這個案例的啟發是，仇中情感也可以建立一種制度化的辱罵平台，廣設各縣市，規定對榮民或外省人的辱罵，只能在公辦的特定平台進行。具體而言，各縣市得自辦仇中擂台，作為政治宣洩、觀光特區，包括反共的陸客、陸生在內，所有人可以參與，各地也可以舉辦比賽，或全國賽——仇中大腸花賽、仇中典雅言論賽等等。也可以演仇中劇，把自己想揭發的人透過劇本加以醜化（此須修法，使不受刑法毀謗罪之訴）。至於公園、臉書、公車、選戰中的仇恨言論，應立法禁止。仇中情感既得以發洩，殖民地人終將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