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朝平觀點：我的記憶，我的觀點─三代通婚，顏色問題遠超過族群隔閤

傅思台博士《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一書，是根據他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

論文主題，探討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本書研究方法，不同於我們常見的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Study，如問卷調查等)，而是採用了質化的(Qualitative)、深入的、面對面訪談式的田野調查。從事質化田野調查，研究者須具備爬梳、解讀汗牛充棟訪談資料的能力，還需有洞悉事實真偽、個人記憶與歷史分野的分析力。與問卷調查或是統計數據分析的量化研究相較，質化田野調查研究者的功力，必須更勝一籌。

傅思台博士這本鉅著，橫跨三代外省本省通婚族群、縱貫1949到2017年的歷史與記憶，足徵功力。

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受限於訪談對象的數目，研究結果，深度深矣，廣度難免不足。而量化研究，特別是近代流行的問卷調查，看似樣本眾多，卻乏深度，浮光掠影。學術研究，也有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也因此，讀罷全書，腦海裡不時會冒出若干疑問與遺憾，僅就個人記憶、觀點，稍事整理，陳述如下，算是另類讀書心得吧。

談到通婚問題，本書研究的對象似乎偏重第一代和第二代外省男性與本省女性通婚的案例，未能涉獵第一代與第二代外省女性與本省男性通婚的案例。

第一代本省男性娶第一代外省女性為妻的個案較少，極難尋覓。但是，第二代本省男性與外省女性通婚的個案，並不少見。如某外省第二代主播與本省第二代企業家婚嫁；外省第二代的影視名人與南部本省富豪結合；同為資深媒體人的第二代本省男記者迎娶第二代外省女記者等例證。我們很好奇，類似的婚姻結合，外省妻子的國族認同和歷史記憶，會不會因而消失?還是本省先生的認同與記憶，轉向外省妻子靠攏?

其次，本書訪談的「選樣」，似乎太偏重男性具有軍職身分、以及具有眷村生活經驗的樣本。儘管書後附錄的三代17個家庭，先生和妻子具有眷村生活經驗者的比例不及一半，但本書在探討歷史和集體記憶時，特別將眷村列為專章；行文間，也多提及眷村對外省本省通婚以及認同移轉的影響。然而，眷村經驗和眷村文化真能描繪外省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全貌嗎?

作者提及(P380)，眷村總數約有 886個，提供108000軍眷戶居住，這個數字代表著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外省人數。不過，眷舍的「配給」，是以任職軍中或其他公務機關的「個人」為對象。換句話說，108000個眷舍數目，代表著約有108000位一代外省人員，住進政府配發眷村裡的眷舍裡。以當時家戶平均人數4.5人計算，少數住進眷村的本省籍軍職人員，忽略不計，4.5人 X 108000(眷戶)= 4806000。也就是說，這4806000人，屬於第一代和第二代外省人的加總。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然而，根據不完全統計，49年前後，逃難來台的外省第一代估計在120萬至200萬之間，那麼，扣除住在眷村裡的10萬8千外省人，其餘的第一代外省人，哪兒去了?扣除眷村裡的第二代外省人，其餘的外省第二代又散落到哪裡去了?

能夠配發眷舍的軍職人員，多屬中高階級別的「長官、領導」。追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第一代軍公教外省人當中，中低階基層幹部和低階士官兵，應該還是佔了多數。他們的故事，雖然不是本書聚焦的重點，但是，在它們身上發生的大時代悲劇，只會比本書涉及的三代外省人更悲戚。

他們很多人終身未娶，孑然一生，孤苦到死。部隊退下來後，幸運的，也許還可以到長官家裡幫傭、進到榮民之家，頤養天年，更多的是四散到到民間，到梨山、大禹嶺種植蔬菜、果園，到小村落裡擔任環境衛生清潔工、洗碗工、學校校工，到市鎮公寓大廈，擔任管理員……。倒頭來，黃土一坯，還得麻煩高雄劉里長將骨灰返葬故鄉。揹著外省人的原罪，還要承受激進第三代本省籍民眾「米蟲」、「中國豬」的侮辱。

本書描述的三代外省人，是幸運的。無論他們的婚姻和家庭是否幸福，相較之下，成千上萬沒有成家的來台外省第一代，才是被人遺忘、最不幸的一群人，他們的故事，又誰在乎呢?關注眷村改建的退輔會長官，被譽為榮民之友，不知退輔會可曾紀錄孤苦無依的第一代外省人的故事?

同樣地，49年來台的第一代外省女性，無論來台時年紀大小，也無論她們來台後是否婚嫁，他們的故事，她們的記憶，她們的認同、可曾有人幫她們發聲？說來，兩岸中國，還真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父系社會呢！

書中提及(如P65)，1945日本投降後，第一批被國民政府派來接收台灣的外省人到達時，同文同種的漢人之間竟然出現明顯的文化隔閡。此種隔閡，究竟是文化隔閡?還是單純的語言隔閡?

作者在其他地方曾經提及，日本未及在台灣實施同化政策，無意中讓台灣在戰亂中保存了中華文化的命脈。如此說來，日本殖民台灣50年，似乎並未造成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文化隔閡呢!當時的兩岸隔閡，主要應該是語言上的隔閡吧!畢竟，日本殖民台灣，台灣人民無法學習漢文漢語，國民政府治下的大陸軍公教人員則以國語為溝通工具，「說國語的人」與「說閩南話的人」溝通困難，事屬當然。

假如，當時派來接收的，是台灣人或閩南籍的官員，情況是否會大不一樣?228事變還會發生嗎?228事件，語言溝通障礙，應該也是問題關鍵之一吧。光復之初，若是派謝東閔、連震東等具有大陸經驗的台灣人，或是抗日期間滯留鼓浪嶼的板橋林家花園後代林爾嘉、以及霧峰林家的國民黨籍軍官回台主持接收工作。情況可能大不一樣。

如果，抗日戰爭勝利，中央派遣日語流利，或是曾經留日的台籍菁英來接收台灣，又會如何呢?

順帶一提，也是聯想。

作者提到(P66)，1895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到1897年間有兩年的緩衝期，讓閩客移民決定去留。不禁遐想:未來，如果兩岸論及統一，類似的政策，有無可能再度被引用?2年緩衝讓不願接受統一的台灣民眾人自行決定去留?或者，戰爭爆發前，事先明言，一年為期，贊成統一與反對統一者，先行登錄，看中美與相關利益當事國，願否接納移民?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關於外省人優越感。或許，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探討。

作者的第一代外省人樣本，多是來台通婚、住在眷村的外省人，這類的第一代外省人，無論擔任軍警公教，都有一定的級別和教育程度，撤退時，本身就屬於菁英階層。此外，49年和國民政府一起撤退的，也很多有錢人和社會知名人士，他們本就是菁英階層，有優越感並不奇怪。

我從父執輩那裏得到的印象，因本省人的「被殖民經驗」、以及日軍侵華、殘殺中國人的仇恨和陰影殘存，很多外省人會「株連」本省人，從而對本省人抱持著「懷疑」的態度，面對本省人時，有意無意地表現出一種「外省優越感」。

類似的優越感，在兩岸剛剛開放時，也可見諸於當時赴陸創業、旅遊的台灣人。此處所謂台灣人，不分外省本省、蚵仔番薯。我有一學弟，赴陸經商，小有成績。他經常輕蔑的說道:「大陸人不可信。不是男盜，就是女娼」。也曾親耳聽到許多在大陸發家致富的台灣人，動輒誇耀在大陸尋歡、當皇帝的經驗。不知道，先進開發地區的有錢人，是不是都會對後進開發地區的窮人，流露出一種優越感?

書中提及，部分第二代本省人認為外省人衣服乾淨，有禮貌，家教較好。這點，應該和外省軍公教人員要求階級服從與基本禮儀有關，而不只是家教問題。軍中每天早晚需問候長官，見長官需行禮，長官垂詢，必須立正站好回答。公教人員亦然，進長官辦公室，需喊報告，經得同意後才能進入。

軍中集體生活餐飲，講究的規矩，顯現於日常生活，就成了基本禮儀。同時，我們也別忘記，蔣介石推動的新生活運動、青年守則12條，本身就是改造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禮儀。這些，都體現在49年以後的台灣。

其實，據我所知，日本人非常講究尊卑上下的關係和禮節，也非常重視衛生清潔，且日語中，也有敬語的說法。被殖民半世紀的台人，怎會沒有禮節觀念呢?是因為皇民化運動僅限於殖民政府挑選過的台人，其餘階層的台人被日人視為賤民，不夠資格成為皇民，日本人的好習慣因而並未普及教化?

因此，關於所謂外省人優越感從何而來?如何造成?相關論述似乎還可深入。

個人幼時經驗，本省人對外省人也有某種程度的歧視。我在小學、初中時，常被本省同學霸凌，他們用台語喊我「外省的」、「半山」、「芋頭番薯」。小學時，要好的同學，多半是同屬外省第二代的同學。不過，由於我母親是本省人，幼小的心靈並不清楚甚麼是外省?甚麼是本省?很多年以後，特別是李登輝當權、民進黨興起、新黨崛起後，我們開小學同學會時才赫然發現，同學中好多人，其實都是第二代外省人。不知道他們念小學時，為何能「隱藏」地這麼好?

誠如前述，來台外省人多軍公教，能夠配給到眷村房舍的，都有一定的級別。低階的外省士官兵，其時，多在軍營裡生活，終其一身可能未婚、年老了，或是回民間擔任基層的公寓管理人、環衛工人、雜工，年紀再大些，則轉入榮民之家居住，這類外省人，我很懷疑他們有所謂的「優越感」，他們有的，或許是失落感，甚至是自怨自艾的自卑感吧!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義務役的徵兵制度，是改變外省人和本省人關係的重要因素。這種關係的改變，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關於這點，二戰以及日後的韓戰、越戰，美國政府大量徵召黑人入伍的例子，或可比擬。

美國黑人大量進入軍中時，只能擔任最低階級的士兵和士官，基層和高階軍官幾乎都是由白人擔任。有些兵種，根本不接受黑人入伍。彼時，美國白人歧視黑人，認為黑人智商低，不能勝任科技含金量高的軍種。整體而言，美國人歧視有色人種的問題，迄今依然嚴重，否則，不會有Black Lives Matter的運動。徵召黑人入伍服役，對消彌種族歧視的效果，仍有待深入研究。

回頭看台灣。上世紀70年代前，軍中中高階長官多外省第一代和第二代，義務役士兵、志願役士官，在比例上多本省人，長官部屬關係的好壞，決定了彼此的愛恨情仇。很多本省人在軍中飽受外省長官欺凌，帶著恨意退伍，也有不少本省士官兵在軍中受到外省長官的照拂，因而對外省人產生好感。不知道當兵的經驗對於第二代、第三代本省男性的國族認同、政黨認同有無影響?

至於軍中以外省口味為主的飲食，應該不是決定國族、政黨、省籍和族群認同的關鍵因素。

此外，還有一個關係外省本省人關係卻長期被忽略的領域，那便是學校和學術圈。

國府撤退來台，許多身分「超標」的教師，進入高中擔任行政工作和教職。光復初期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高中校長和教師多有畢業於大陸名牌大學如北大、清華、復旦者。從北到南，建中等升學名校裡，便有許多具備大學教授資格的外省第一代「潛龍」。他們和本省學生的交流經驗，很值得深入研究。不知道有多少第一代本省籍教師同僚，和第二代本省籍學生的認同與記憶，受到他們潛移默化的影響?

大學就更不用說了!台灣光復到國府撤退這段時間，台灣各大學師資匱乏，中央研究院和各國立大學，特別是人文、歷史、政治、經濟、甚至理工科，多有外省籍的名師「駐校」或兼職較學。我政大的許多大師級教授，終身未婚，照顧學生，不分省籍。對本省貧困家庭出身的學生，還特別照顧。朱師堅章，易師君博，皆是例證。

相對的，上世紀70年代以前，大學醫科和法律系反倒流傳著若干不能說的秘密，包括「門戶之見」，「本省籍菁英的近親繁殖」等均是。某些大學的醫科和法律系，學成歸來的外省籍教授，確實很難插足。

如果，我們能蒐集1949年到1977年(國中第一屆大學畢業的那一年)，台灣各大學師資名冊，統計並分析教授們的籍貫比例、教授課程等資料，再對比同一時期，各大學學生的籍貫、 居住地、修習學門等，一定會有驚人而有趣的發現。

P118提及1972年蔣經國的本土化政策。本土化政策，出發點和原則，並無問題。但，蔣氏的本土化政策常被譏為「吹台青」。也就是說，蔣氏的本土化政策，在人才人員拔擢方面，非但沒有顧及到公平、公正和公開原則，反而造成了不公不義，導致有能力、有抱負的外省第二代，心生怨恨。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現代化社會應該是成就導向(Achievement Orientation )的社會，而不是身分(或天生設定)導向(Ascriptive Orientation)的社會。人們應該靠自身努力取得成就，而不是憑藉著原始的身分、如省籍、性別、家世、關係決定個人的工作、職級和表現。「吹台青」式的本土化政策，有刻意提拔本省籍、慣說大話、善拍馬屁年輕人的嫌疑。間接破壞了聯考制度好不容易建立起來公平競爭和機會均等的價值觀。

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掌權，躍過傳統本土醫生和教師等菁英階層，刻意拔擢具有黑金背景的本土人士，更是嚴重地撕裂了島內省籍對立的口子。

本土化本不應成為問題，也不應加劇省籍觀念與對立。問題是蔣經國和李登輝的本土化，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礎上。李登輝掌政之初，得到不少外省人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衷心支持，但是，李提拔的許多人，專業知識和專職訓練，均非傑出者、比比皆是，只因省籍對了，或是跟對了人，加入了對的派系，就此青雲直上。

譬如，李提拔某一媒體人出任新聞局長。此人不論新聞採訪、專欄寫作、言語談吐，說話辯論技巧、外文能力，都屬泛泛，新聞界給他取了個綽號:「性記者」，諷刺他寫專欄，動輒奉承當權者或當局政策，有「前瞻性」、「開創性」、「未來性」、「時代性」，拍馬成習，故曰，性記者。

此種人物，當上新聞局長，搖身一變，倒過來掌權管理昔日工作的媒體和同僚，如何能叫人心服口服?不僅如此，還變相鼓勵了新聞界人士攀龍附鳳，魚躍龍門!前幾年，高雄市爆發市府新聞處長，白晝喧淫，又有新聞主播轉戰政壇，外交「斡」旋，竟然說成「幹」旋。諸般醜事，便不由地想起李登輝重用媒體人的往事。

二屆增額國代選舉又是一例。原以為國民黨和李登輝要廣納天下英才從事修憲工程，不料，提名的多是地痞流氓、黑金混混、不學無術的工商人士，真正清廉有識之士，鳳毛麟角。修憲過程，黑金的多數，擊敗憲法權威的少數，台灣民主沉淪、民粹政治，自此開始。

P126提及洪永泰等人在1993年做的調查研究顯示，第二代外省人43.54%受過高等教育，閩南人和客家人分別只有18.42%和20.38%受過高等教育。此處高等教育的定義是甚麼?四年制大學?包不包括五年制專科?(印象無誤的話，當時，台灣社會學界普遍認為，五年制專科屬高等教育)

如果，洪永泰等人的研究與真實現狀差距不大，那這種現象究竟反映了什麼?外省第二代比較會念書?比較能適應各級聯考制度?

1972年，我建中畢業，那時，畢業紀念冊上通訊錄除刊登每位同學的姓名、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外，還會登載每個人的籍貫。年少的我，曾經好奇地瀏覽過我們那一屆畢業同學的籍貫，赫然發現，外省籍同學的人數與本省籍同學的人數，差距不大，但就人口比例而言，外省籍同學上建中的占比，顯然高於本省籍同學。

這個現象。是不是也佐證了所謂外省人優越感的來源呢?未必。從社經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角度看，SES高的族群本來就集中於首善之區。播遷來台的第一代外省菁英本大多跟隨中央政府定居台北，「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他們的SES較高，孩子較有機會接觸更多資訊、接受更多挑戰，激發潛能，考進建中的機率自然較大。

很多年以後，聯考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各種形式的入學路徑。研究發現，60%的台大學生來自台北都會區，其中，又有一大部分來自台北大安區。這又能說明甚麼呢?台北市居民資質較高?較會唸書?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然而，這樣一來，又無法解釋為什麼很多第一代外省先生和第一代本省妻子通婚生出來的第二代外省男孩，多去讀軍校?是他們比較不會唸書，考不上大學嗎?是他們頑劣成性，只能交給軍校的鐵拳教育?還是，單純的克紹箕裘?

外省人教育程度較高，究竟是社經地位影響?還是外省人智商較高，較會念書?個人認為，社經地位條件包括了父母的教育程度，因此，從社經條件和地位來論述第二代外省本省教育程度的差異，或許更能接近事實。時空環境移到現在。如果我們將台灣各里鄰繳交所得稅金額多寡和各里鄰的大學升學率、博碩士人數，進行交叉分析，或許還能得到更有趣的結果呢。

作者援引若干研究與統計資料，說明日據時代台人識字者少，49年撤退來台的外省人，教育程度也不高。既然如此，教育程度應該也不是所謂外省人優越感的源頭。

不能否認的是，政府撤退來台時，政府高官、部會首長、大學教授、初高中老師鍾，外省人占絕大部分。當時這些「高級外省人」中，很多人還擁有國內外碩博士學位，就連不少將領軍官都有留日、留美、留德、留俄的背景。而蔣宋美齡精通英語、是第一位登上美國國演講的華人婦女，且多次受到國際媒體的推崇而登上封面。這樣的「示範效應」，才是讓人產生所謂外省人優越感的關鍵原因吧!

反過來說，我傾向於相信，多數第一代外省人教育程度與所謂「優越感」之間，沒有事實上和統計上的相關性。

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資料，但是，生活中，我們所見的第一代外省人， 多是中低階級士官兵、退伍退休後，拿著微薄的一次性退休金、退休俸，很多人還受國民黨的花言巧語，拿了一張永遠無法兌現的戰士授田證，他們不是到鄉下學校、工廠擔任工友，就是轉任公寓、倉庫管理員，要不就到梨山墾荒種菜種水果，到城市邊緣、鄉鎮地區開個小飯館。這當中，有些人家計困頓，有些人上了年紀才匆匆娶了有殘疾的妻子(兩棲偵察營親眼所見)，有些人終生未婚、在榮民之家孤寂終老，這樣的外省人，教育程度不高，經濟生活條件差，哪裡來的優越感?

至於第二代外省人有沒有優越感呢?沒有研究，沒有發言權。

此外，不得不提，傳統中國人的觀念裡，「斯土斯有財」，「詩書傳家」，「學歷掛帥」，都是評量一個家庭或家族興衰優劣的標準。從這個角度看，您覺得外省第二代有沒有優越感呢?所謂外省優越感，究竟是一種自我認定呢?還是他人認知、並強加於外省人的概念呢?

戰後台灣女性地位的翻轉，稍作補充。

外省人的男女平等，並非原來就如此，而是歷經半世紀的戰亂，大批男性死於戰場，女性挑起了照顧家庭成員和生計的擔子。男人必須承認並尊重女人地位的提升。抗戰期間，蔣宋美齡掌理婦聯會，率領官眷軍眷縫衣、支援前線、慰問傷患，無形中，也提高了女性地位和話語權。國府撤退到台灣後，蔣宋美齡和婦聯會的影響，持續增加。

六年國教是強迫教育，義務教育，而其實施，迫使本省的傳統父權低頭，也讓女性走出家庭，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過程中，只收女生的女校，也是推動女性接受更高教育的關鍵因素。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此外，台灣的進口替代政策，推動國際貿易和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成立，都使大量女性走出家庭，走進現代工商業的職場。逐步瓦解了本省傳統父權的地位。不知道，「專制」的國民黨政權，解放戰後台灣女性，是否影響了她們的集體記憶、政黨認同和國族認同?

放眼當代台灣，女性具有大學文憑的比例，高於男性擁有大學文憑的比例，但是，職場環境，同等級別、同等職務，女性平均薪資卻低於男性，女性在職場受到霸凌的機率也高於男性。令人不解的是，職場中，霸凌女部屬的以女性長官居多，人說，女人何苦為難女人，這話，在職場中似乎不成立。種種跡象，女性地位翻轉這事，革命尚未成功，女同志仍須努力!

P200提及族群融合，作者引用中研院的一項調查(註釋52)，指稱飲食和其他消費文化大量融入日韓美文化等次級文化，可視為族群融合的一種現象。

查中研院的調查研究，有關問卷問題原文如下:請問您常不常吃下列類型的料理:4個選項分別是:經常/有時/很少/從不。調查顯示，經常或有時吃大陸各省菜(粵菜、川菜、江浙菜等)的顧客比例分別為5.4%和20%，經常和有時吃日料理(壽司、拉麵)的比例分別為13.5%和41.6%。經常和有時吃美式料理(牛排、漢堡)的比例為12.2%和38.5%，經常或有時吃歐洲餐廳(包括義大利和法國菜)為6.5%和28.7%。

不過，中研院的問卷，問題很不明確。究竟是在問受訪者的日常三餐?還是與家人朋友餐敘時的選擇?細看分析報告裡出現「顧客」兩字，似乎是特指外出用餐。無論如何，日常三餐，台灣民眾經常吃的，肯定是中式家常菜，怎麼可能是日式、美式、歐式菜餚?特別是上班族，中餐通常是便當，自助餐，何來西式或異國料理?

進一步說，由於社會和職業結構改變，食物和餐飲販售型態的改變，自然也影響了第三代台灣人(不論是外省還是本省第三代)的飲食習慣。

譬如，傳統早餐的燒餅油條豆漿，在都市地區已式微，一是無人製作，二是房租太貴，三是上班族與上學學生，無暇享受熱騰騰的燒餅油條豆漿。燒餅油條豆漿店，平日顧客以老年人居多。

其次，便利商店的早餐---三明治、中式和日式飯糰、漢堡、紙盒包裝牛奶、現煮咖啡，都受到上班族和學生的熱烈歡迎。請問，這是甚麼式?便利商店的盒飯、排骨便當、義大利麵、廣東粥、涼麵等也都成了上班族最方便的選擇，試問，這又是哪種料理?

後工業化、數位化社會，人們飲食習慣的改變往往是不得已的選擇。或者說，沒得選，只能在供給方提供的餐飲類別中，做出選擇。何況，即使日常三餐，人們在做選擇時，還是會受到收入和預算的影響。拿餐飲多樣化作為族群融合的指標，似乎太過牽強!

(附註:肯德基也賣燒餅豆漿，麥當勞也學著本土化，披薩也融入了韓式泡菜、台式三杯雞，試問，這些，還是美式義式嗎?或者，顧客下意識都將肯德基等餐飲和品牌本土化了?)

本書後半段也談到，1990年後，由於民進黨人的刻意操弄，「綠色記憶」取代了「藍色記憶」，省籍和族群越形割裂，再加上反中去中化，族群融合越發的不可能了!反觀台灣餐飲市場，異國料理可是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成為我們記憶的一部分。如此一來，不就否定了中研院的研究成果嗎?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個人觀察，喜歡的音樂、歌星、觀賞日劇、韓劇、陸劇、本土劇的頻率、經常玩哪種線上遊戲或手遊、日常習慣使用的語言、夾雜不同語言(國語、英語、日語、韓語、台語)的能力，閱讀外文的能力，出國旅遊的頻率和目的地選擇，彼此的相似性越來越高，這些，更像是族群融合的有效指標。

一個有趣的問題:外省本省通婚日久，第三代的台灣人還有外省本省之分嗎?單憑外貌，看得出來嗎?

分辨外省人和本省人，除了語言外、容貌長相，姓氏，也是有效辨別的指標。1990年代，我到大陸，從長相、容貌、身形，不難辨別出對方是北方人、南方人，如果知道了他的姓氏，往往還能猜得出他是哪一省的人，等到他開口說話，我甚至可以準確猜到對方來自哪一省。

同樣的，大陸人見我們，也很容易猜得出我們來自台灣，只是，他們很難猜出我們祖籍是哪裡。改革開放初期，多數大陸人很難分辨台灣和香港人，但他們憑著對方是否有戴眼鏡，大致可以確定我們是港澳台同胞。當時，大陸戴眼鏡的人，比例偏低。

毫不例外，港澳台同胞一開口說話，大陸人立刻能分辨港澳台人的不同。台灣人說普通話，有一種特別的腔調，港澳同胞則說不好普通話。大陸友人還說，港澳台同胞，氣質不一樣。

其實，分辨第一代本省人、外省人，氣質也是關鍵。或者，可以說第一代外省人和本省人，氣場有別。但是，氣質、氣場，很難形諸文字。

P250前後，提及第一代外省人的集體認同和集體心理的三階段:反攻大陸、返鄉、過客。這樣的認同和心理演變，源於阿扁競選台北市長以及2000年的政黨輪替。

嚴格來說，這樣的集體認同和心理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群組。

社經地位高的第一代外省人，做官的、富商、受過高等教育、海外有親戚的許多外省第一代、第二代早已去、去、去、去美國了。他們到了美國，安家落戶，入了美國籍，卻不放棄中華民國國籍和台灣的戶籍。他們身在萬里之外，多數人還會訂閱華文報紙，雜誌；到了互聯網時代，他們手機裡的群組，台灣友人多於美國友人；他們關心台灣的選舉更勝於關心美國的選舉；他們關心統獨問題，卻因「身在美營心在漢」，「落花流水春去也」，奈何、奈何!?

這些外省第一代凋零殆謝、但移民海外(特別是美國)的外省第二代仍多健在。他們的國族認同、歷史記憶、集體記憶，又是甚麼模樣?

台灣島內一旦因族群對立、認同衝突、選舉不公、經濟匱乏等問題暴發動亂，他們是靜坐壁上觀?還是積極介入?中美爆發軍事衝突，他們又是站在哪一方呢?兩岸因統獨問題開啟戰爭，他們又持何種立場呢?捐輸台灣?遊說美方介入?勸服台灣投降?力挺偉大的民族復興?

這些問題，與本書主題無關，卻有著臍帶關係，似乎也是個有趣的研究題材。

另一群中低階層的外省第一代，心理的轉變與其說是從反攻大陸到過客心理，不如說是一個「恨」字。

他們恨，半生戎馬、一生奉獻、他鄉都已成了故鄉，民進黨、本土政客與其支持群眾，依然厭棄他們，叫他們「外省豬」、「中國豬」。

他們恨，保衛台灣、孑然一生，當兵納稅完糧，沒有對不起台灣和台灣人，臨老卻遭人辱罵，吃台灣米，糟蹋台灣糧食，滾回去!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他們覺得不值，想回老家， 眼不見為淨，卻無力回鄉置產。他們從來不是既得利益者，卻要背負外省原罪，替國民黨權貴和既得利益者背負黑鍋。心中有恨、卻只能選擇沉默!

這類的外省第一代，究竟有多少人呢?官方似乎從未認真清查過，也無人真正關心過這問題。恨?又如何?最後的第一代外省人，縱使有恨，只能含恨以終。只是，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誰知道，兩岸統獨抉擇的最後階段，第一代外省人的悲劇，白色恐怖的驚嚇，轉型正義的荒謬，會不會重演呢?

行文至此，腦海裡浮起一個問題:藍色記憶、綠色記憶、歷史敘事、集體記憶、國族認同、媒體效應、108課綱、去中反中、族群分裂、創傷記憶，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歷史的偶然，還是執政者有意為之呢?

當最終權力和利益再次分配時，記憶、敘事、認同、媒體、創傷，會不會再次翻轉呢?到那時，台灣四代人、五代人。是不是再一次地經歷通婚的過程?再一次經歷翻天覆地的認同改變呢?

本書最精彩，最流暢的論述還在於第八章之後，讀者可自行土會。然而，精彩歸精彩，倒也觸發了以下諸多的未完的課題。

如何界定外省第二代?雙親都是外省人?還是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本省人?還是指她們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fication)?身分證取消籍貫登錄後，真有助於消彌省籍觀念嗎?三代之後，台灣外省人消失了?還是外省成了「隱性名詞」?

92年後，具有大陸創業、就業、就學、常駐經驗的第二代、第三代外省人，他們的集體記憶、國族認同、又有甚麼不一樣呢?長期居住大陸的台胞台商，號稱多達百萬，他們的記憶和認同，似乎也值得探討。

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第三代外省人本省人通婚的家庭，會不會因共同記憶和認同問題，導致離婚率上升呢?

228事變關係到台灣的省籍衝突、國族認同、藍色綠色記憶的構建，理應深入探討。228的研究，除去人口學、歷史文獻的爬梳外，是否應加入社會群眾運動的視角?蔣氏父子時代，228是合理化白色恐怖的藉口嗎?政黨輪替後，228是奪權維權的假議題嗎?

藍色記憶、綠色記憶是影響投票傾向的重要因素嗎?從投票率和投票傾向看，擁有藍色記憶的族群，光譜變化大，投票行為較分裂，自主選擇性強，綠色記憶族群反之，為什麼會如此?

為什麼擁有藍色記憶的第一代第二代本省人，捍衛藍色記憶的決心和強度更勝於擁有藍色記憶的外省人?

為什麼青年時期接受國民黨教育、中年以後擁抱綠色記憶的第二代外省人，會向綠色政權繳交「投名狀」?

為什麼綠色記憶培養出來的年輕人，更容易接受不合邏輯的事物、更容易相信錯誤和無知的訊息?教育程度、社會經濟地位使然?智商問題?還是刻意為之?

現時台灣，很少有人討論省籍，相反地，更多的人，或者說政府當局習慣用「台灣人」和「中國人」，「台灣意識」和「中國意識」的兩分法看問題、解決問題。當「台灣」和「中國」呈現兩分、對立的概念時，對台灣的未來，是福是禍?

最後，不得不說，身為外省第二代，我和周遭許多第二代、二代半的外省友人咸認，《記憶的世代---台灣三代外省人的通婚與認同》一書，不過是忠實地反映、敘述了三代的故事。身為中國人，接受中華文化洗禮，一路行來，我們問心無愧，既不需要救贖，也無所謂療癒。刻意毀棄中華文化典範，自甘叛離中國人道路的政客，才需要救贖與療癒! （相關報導： 外省二代的反思─自以為熟悉的世界不是那麼一回事：《記憶的世代》選摘（2）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