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暨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林孝庭博士近期出版了《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他這幾年在英國國家檔案館查詢英方早年對李登輝相關檔案時意外發現，國民政府遷台後從 1950 年至 1971 年，曾透過香港及澳門對大陸做大量敵後工作，且手段之激烈及暴力化，讓港英政府恨之入骨。
例如， 國府特工或敵後工作人員常以港澳為跳板，走私大量槍械或彈藥至華南，港澳也成為敵後工作人員從台灣進入中國的重要中轉站。
不僅如此，港澳本地也成為國府與中共勢力對抗的另一個戰場，例如我方曾於 1952 年動員香港民眾與親共勞工團體爆發衝突、 1960 年代持續吸收一般香港民眾成為線民，甚至在 1963 年策畫香港普慶戲院爆炸案，擬暗殺在港的中共官員。
根據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港英政府檔案，國府特工在這 20 多年期間進出香港及走私軍火有如無人之境，在香港本地也持續做組織佈建，使港英政府一再出重手打壓，從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中二組）、國防部情報局到調查局的人馬，多次被港英政府政治部查獲、拘禁甚至刑求，使國府透過港澳地區的大陸敵後工作一再受挫。
林孝庭指出，原本國府情報機構借道港澳對大陸的敵後工作，是要與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軍事行動互相呼應，但我方情報機構與港英政府的激烈對抗，在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前已逐漸退場，顯示以軍事力量光復中國大陸的契機已經不再。
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林孝庭博士從港英政府檔案中發現，1963年初英國軍情六處曾派高層來台拜會蔣經國。（劉煥彥攝）
林孝庭談冷戰時國府在港澳地下工作，吸引上百位聽眾參加 林孝庭日前以「冷戰時期台灣在港澳地區的地下工作」為題，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演講，吸引上百位聽眾到場。他開場時強調，這個題目是來自 2024 年中研院近史所「冷戰與當代東亞國際政治秩序 1950-1989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在原有基礎上補充延伸，從冷戰的時代背景出發，探討中華民國政府為達成反攻大陸目標，在港澳兩地種種作為。
在林孝庭揭露 1950~1971 年國府在港澳地下工作的內容中，頗引人注意的就是在 1963 年 1 月，英國軍情六處派秘書長金恩（ Andrew King ）來台拜會蔣經國（編按：金恩當時應是軍情六處香港站站長）。
英國軍情六處正式名稱為秘密情報局（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主管對外情報工作，也就是英國版的中情局。
蔣經國 1943 年 9 月擔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主掌國防政策、建軍規畫及情報工作，在港澳地下工作也是長期由他主導。
英軍情六處高層：小蔣是台灣領導人兒子及情報頭子，怎會講出這種話 林孝庭在演講中表示，在英國人及港英政府眼中，國府特工視香港為無人之地，不但自由進出，還在酒樓或民宅儲存大量武器彈藥，甚至還有炸藥，因此對台灣官方極為不滿。
「英國人想了解，美國已經告訴你不協助反攻大陸，你到底想幹 什麼？蔣經國告訴他，就算整體局勢不利於反攻（大陸），我們仍希望利用自身力量突破困境，而且他告訴英國人，一旦國府認定反攻時機接近，會不顧美國反對單獨行動。」
「他告訴金恩， 到時候（台灣）行動時會通過香港，請你體諒，不要反對 。」
林孝庭指出，金恩事後把談話記錄 拍發回倫敦及港英政府，在當中用了impudent（厚顏無恥）的字眼 ，他認為蔣經國身為台灣領導人的兒子及情報頭子，怎麼會講出這種話。「香港是我的殖民地，你怎麼會大大方方地希望我體諒，希望我不要阻撓？」
1962年10月，44位國府特工因故暫留香港東部離島的伙頭墳島，當時星島日報曾大篇幅報導。(劉煥彥翻攝星島日報)
我對 大陸敵後工作趨向暴力化，始於 1960 年代初期 根據林孝庭從港英政府檔案看到的記載，國府透過港澳進行的大陸敵後工作趨向暴力化，是始於 1960 年代初期，當時美國甘迺迪政府對華政策是反對蔣介石以軍事反攻大陸，但不反對我方強化敵後行動。
林孝庭分析，當時國府同步進行敵後行動與反攻大陸準備，但兩者互相結合其實是蔣介石為鞏固政權進行的政治宣傳。
他也舉出 1960 年代前期的國府特工透過香港進行敵後行動的三個例子。第一， 1962 年的海威計畫選訓了 2000 名菁英，準備向中國大陸沿海發動大規模滲透與破壞行動。
第二， 1962 年 10 月發生了伙頭墳島事件， 44 名喬裝為解放軍的國防部情報局特工，由於風浪受阻而在香港東部離島的伙頭墳島（當年稱為火頭盤洲）暫留，最終有多人被港警查獲，遞解回台。
這件事當時轟動全香港，《星島日報》還多天大篇幅報導。
第三， 1963 年的香港普慶戲院爆炸案，這是由化名潛入澳門的情報局副局長沈之岳策劃，原本是要在普慶戲院暗殺在港的中共官員，卻因意外使炸彈提前引爆，未造成傷亡。
事後港英政府與葡萄牙的澳門政府，逮捕 30 多位國府特工，沈之岳本人也在澳門被捕後驅逐出境。
港英政府政治部位於香港島的域多利道拘留中心，是當年調查及拘禁國府特工的重地。(劉煥彥翻攝星島日報)
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程一鳴投共，促使我方策略大幅轉變 1963 年初英國軍情六處派金恩來台後，港英政府持續查緝在香港的國府特工，例如該年代號「乃洛比」的行動，透過線報逮捕多名我方特務及查獲大量爆裂物，重創國府的地下情報網路。
1964 年，港英政府又破獲多起國府特工案，其中在北角英皇道查獲大批軍火的重大案件，令國府高層驚恐不已，一度以為是「工作人員不爭氣」。
直到 1964 年 12 月，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程一鳴投共後，我方才發現由於他長期負責港澳與華南地下佈建，掌握大量機密，暗中向北京提供情報，才使港英政府得以精準查獲國府特工。
程一鳴投共案對我方敵後工作打擊很大，也促成情報政策重大轉變。自 1965 年起，港澳地區的角色逐漸從敵後破壞前哨，轉為相對靜態的情報蒐集據點，國府大幅減少地下人員派遣，轉而吸收港澳地區各行各業的市井小民，或透過反共友邦的駐港領事館，作為情報網絡的主要管道。
1964年12月情報局澳門站站長程一鳴投共，大大改變後來國府在港澳地下工作的策略。（劉煥彥攝）
聯合國席次、美國對華政策及軍統高層思維，均影響我敵後工作策略 對於冷戰前期至高峰期我方在港澳的地下工作變化，林孝庭提出以下幾點觀察：
第一， 1949 年後國府僅實際統治台澎金馬，但在蔣介石與毛人鳳、鄭介民、沈之岳等軍統出身的情報高層心中，中華民國的版圖想像仍延續大陸時期格局，這種思維持續影響對大陸的情報部署，直至 1970 年代老一輩軍統及中統幹部先後凋零，相關作為及思維才逐漸消退。
第二，海外情報工作的興衰，其實是國家地位的投射。我國在冷戰高峰時期，仍有聯合國席次與美國亞太盟邦的地位，才能在英國及葡萄牙殖民地，相對肆意行動。
第三， 1960 年代中期後，在港澳的敵後工作由動態轉為靜態，與 1964 年程一鳴案、同年中共核試成功、越戰情勢及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等因素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