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計代價的防衛意志與變數
2026年1月中研院歐美所民調中的「不計代價的防衛意志」指出：
在「中國攻台、美國未出兵協防」的情境下，仍有58.7%台灣民眾表示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抵抗」（其中41.2%「非常願意」）；即使美國出兵協防，比例也達56.5%。這顯示台灣社會整體防衛共識堅定，但民調也同時指出，黨派差異明顯：民進黨支持者抵抗意願最高，國民黨與民眾黨支持者則相對敏感，尤其在外部援助不明朗時會下降。
三個被故意忽略的最大變數：總統、軍隊、社會上層
實際上，當一個社會要求「人民」不計代價戰至最後一刻，而決策層卻未展現同等的犧牲精神時，往往是國家契約崩潰的開始。歷史證明，真正能支撐到最後的國家，通常是因為領導者、軍隊、社會上層展現了足夠的承擔，才能換取了人民自發性的支持與勇氣。
1940年5月13日，溫斯頓邱吉爾在英國下議院發表了就任首相的首次演講，其中一句名言是：
邱吉爾並沒有試圖向人民隱瞞殘酷的真相：戰勝納粹敵人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也宣布組成民族團結政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Pearl Harbor），12月8日美國對日宣戰，隨後德國與義大利也對美宣戰。羅斯福在1942年1月5日總統預算咨文中開門見山地說：
面對強大的敵人，我們必須在戰鬥力和生產力上都超越他們。勝利取決於…軍隊士兵和與我們並肩作戰、爭取自由的人們的勇氣、技能和奉獻精神。但勝利也取決於前線後方——礦場、工廠和農場——的努力。
以色列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對伊朗戰爭爆發的第一天（2月28日）起，他就宣布取得了勝利。號角齊鳴，他的支持者歡呼雀躍，就連那些對這位總理不太友好的以色列媒體也爭相報道，生怕被指責為不愛國。接下來，他只等開通德黑蘭和特拉維夫之間的旅遊航班，這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47年歷史上的首條航線。任何呼籲停止「慶祝活動」的人都會立即被貼上反猶太主義者、破壞國家團結的罪名，甚至更糟。
「防衛意志」是建立在『休戚與共』的社會契約之上
我們可以觀察出賴清德總統的執政路徑，卻似乎正與邱吉爾、羅斯福那種「整合內部、共赴國難」的領導風格背道而馳。當領導者選擇沈溺於對殖民時期的感性懷舊、甚至試圖美化「大東亞共榮圈」等侵略性敘事，並以此作為切割島內歷史連結的手段時，他並不是在建立防衛意志，而是在進行歷史的截肢。
一個被刻意撕裂的社會，如何能產出「不計代價」的勇氣？如果戰鬥是為了守護一個「只屬於特定史觀、特定黨派」的政權，而非守護全體國民共同的尊嚴與生活方式，那麼當 2027 的武統威脅迫近時，這種人為製造的防衛意志，終將像缺乏地基的華麗大廈，在第一波震動中便土崩瓦解。
領袖風範的跨時空對比：誰在保衛國家？
我們就拿邱吉爾、羅斯福、內塔尼亞胡三人「面對威脅時的內部整合能力」來與賴清德做一比較：
1. 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共存亡」的統合者
作風： 1940 年，邱吉爾深知保守黨內部與工黨的宿怨，但他第一時間成立了「民族團結政府」，並任命政敵擔任重要官職。邱吉爾更沒有趁此攻擊英國王族具有德國「薩克森-科堡-哥達王朝」血統，會出賣英國利益。實際上，英國王室早在1917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反德情緒，喬治五世將德國化的「薩克森-科堡-哥達」姓氏改為更英格蘭化的「溫莎」。伊莉莎白二世女王的夫婿菲利普親王同樣具有顯著的德國血統。
反觀賴清德： 賴總統目前展現的是「少數政府的對抗姿態」。他對在野黨的攻擊性遠大於溝通誠意，這種「戰時政權」的整合力，目前在台灣政壇幾乎看不見。同時他及主張台獨的追隨者，還一直認為中華民國是外來殖民政權。甚至行政院國情簡介的族群項目，明顯標示台灣只有原住民，其他都是其餘人口。請問世界上有哪一個種族、民族、族群、氏族叫做「其餘人口」？難道台灣只有日遺、灣生才是人嗎？賴清德自己抹滅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甚至漢人的身分認同，屆時，台灣人面對武統戰爭是要為誰而戰？為何而戰呢？
2. 富蘭克林·羅斯福（FDR）：「民主兵工廠」的建設者
作風： 羅斯福在珍珠港事變後，強調的是從礦場、工廠到農場的「全民參與」。他用「爐邊談話」將複雜的國際局勢轉化為全美家庭的共同責任。
反觀賴清德： 當前台灣的防衛討論過於「政治化」與「口號化」。當賴政府將國防預算與罷免投票掛鉤，或將反對意見貼上「中共同路人」標籤時，他其實是將「民主兵工廠」變成了「民主刑場」，削弱了中間選民的動員基礎。2026年的台美貿易協議確認台灣將對美投資，具體金額為2,500億美元的企業直接投資，加上2,500億美元的政府信用保證，合計規模約為5,000億美元，台灣還有多少錢可以建立自己的「民主兵工廠」呢？
3. 本雅明·內塔尼亞胡（Netanyahu）：「危機利用」的操盤手
作風： 內塔尼亞胡常被指責利用安全危機來規避國內的司法審判與民意壓力，透過煽動極端民族主義來維持政權，導致以色列社會陷入史上最嚴重的極化。
反觀賴清德： 賴總統的風格目前與內塔尼亞胡最為相似。兩人都傾向於利用「外部威脅」來轉化為「內部動員」，將對政權的反對視為對國家的背叛。這種做法在短期內能鞏固基本盤（如民調中的死忠支持者），但卻是以犧牲國家的長期穩定為代價。
2027 武統威脅論下的領袖危機
面對 2027 年的關鍵節點，一個成熟的領袖應該要能像邱吉爾一樣坦誠面對殘酷真相，並提供人民一個「值得為之犧牲的共同未來」。
切割歷史： 讓近半數人口（認同中華民國成就的人）感到被排擠。
依戀殖民： 用具爭議性的殖民史觀來挑戰大眾的國族認同。
那麼，這就不是在準備防衛戰爭，而是在進行一場「內部清洗」。在這種情況下，中研院民調所擔憂的「防衛意志」缺失，恐怕不是因為人民懦弱，而是因為人民在目前的領導層身上，看不到那份能讓他們甘願奉獻「鮮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領袖風範。
戰力空洞化：24%的志願役「寧願賠錢也要走」
根據立法院預算中心的最新數據，國軍防衛意志正遭遇嚴重的「內部軟化」。在 2021 至 2024 年間，招募的志願士兵中，竟然有高達 24.47%（12,884人）選擇在服滿役期前提前退伍。這意味著每四個入伍的士兵，就有一個選擇「認賠出場」。
這近 9 億元 的累計賠償金，換來的是第一線士氣的潰散。當士兵寧可揹負債務也要脫下軍裝，說明了軍隊內部的壓力、管理體制與對未來戰場的恐懼，已經超過了愛國激情的動員力。這種「提前退役潮」反映出的是基層對「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根本動搖。
精英避險化：第二本護照與海外帳戶的「B計畫」
而在後方，社會的中堅與經濟精英則展現了另一種形式的「防衛退縮」。CNN報導以 51 歲的金融從業者 Nelson Yeh 為例，儘管政府增加了國防開支與延長役期，但他選擇的是將資產轉移至新加坡，並在九個月內取得土耳其公民身份。
這種「第二本護照」與「資產海外化」的趨勢，揭示了一個冷酷的現實：對許多有能力的台灣人而言，防衛家園並非唯一選項，而是「視情況而定」的選擇。當全球秩序因中東衝突、單邊主義瓦解而陷入不確定時，他們追求的是在衝突爆發時能「自由旅行」並擁有「緊急資金」的逃生門，而非與政權共存亡。
國家契約崩潰的徵兆：當防衛淪為「基層與窮人」的代價
當前台灣正面臨「總統戀殖、基層賠錢退役、精英避險」的三重裂解，這正是國家契約步向崩潰的典型前兆。所謂「不計代價的防衛意志」，在現實的衝擊下，正逐漸演變成一場由政治修辭編織的空中樓閣。
當國家元首無法提供一個包容、穩定且具公識的國家認同，反而沈溺於「戀殖情結」並對內開展「大罷免」式的政治清算時，他正在人為地製造敵我矛盾。這種以貶低國家歷史成就、美化侵略者史觀來建構的政治威信，不僅無法團結國民，反而是在切割社會的防禦韌性。一個分裂的社會，絕無可能產生抵抗外敵的集體共識。
「寧願賠錢也要走」已成為國軍真實的基調。近四年高達 24.47% 的志願役士兵選擇提前退役，這不只是人力的流失，更是對「為何而戰」的集體質疑。當近四分之一的基層戰力在承平時期便選擇認賠離場，這場尚未發生的戰事，在動員機制上早已預告了信任破產。
與基層士兵的「賠錢求去」相對應的，是金融精英與中產階級的「跨境逃離」。從新加坡開戶到申請土耳其護照，這些擁有資源的人正悄然將資產與身分與台灣脫鉤。當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一群人正忙著規劃「逃生門」與「避風港」時，留下來承擔「不計代價」後果的，終將只剩下無處可逃的基層大眾。
1940 年，邱吉爾向人民承諾的是「鮮血、辛勞、眼淚與汗水」，那是基於全體同胞同甘共苦的契約；而 2026 年的台灣，現狀卻是：領導層在操弄歷史與內鬥，基層在認賠退伍，精英在移轉資產。 這種從權力核心向外擴散的信任危機，才是面對 2027 武統威脅論時，台灣最真實且最迫切的國安危機——因為，一個內部已經崩解的社會，是無法支撐起任何形式的「防衛意志」的。
意志的虛與實：解構「不計代價」的民調迷思
中研院歐美所2026年1月民調中的「不計代價的防衛意志」，其實並未明確定義「不計代價」具體包含哪些行為與對象。它只問了一個高度概括的態度型問題，而非詳細的行為選擇題。
根據公開資料，該題目的核心表述為：「如果中國攻打台灣，您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抵抗嗎？」並在兩個情境下分別詢問（中國攻台且美國未出兵協防；以及美國出兵協防）。問卷並沒有進一步追問受訪者是否願意親自上戰場、承受傷亡風險、犧牲個人或家庭財產、或忍受長期戰爭的經濟與生活破壞。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測量心理表態（attitude）的問題，而不是要求受訪者做出具體行為承諾（behavior）的題目。
在戰爭與政治學研究中，「不計代價抵抗」通常可區分為三個由低到高的行為層次：
例如支持增加國防預算、支持向美國購買武器（本次民調顯示約69.5%支持）、支持延長兵役等。這類態度成本主要由國家整體分攤，個人負擔相對輕微。
包括願意接受徵召或後備動員、參與民防工作（醫療、後勤、避難）、忍受戰時物價上漲、失業或經濟損失。這已經開始涉及個人層面的實際付出。
這才是真正接近「不計代價」的核心——親自上戰場作戰、承受傷亡風險、家庭生活破碎、以及長期（數年甚至更久）的戰爭消耗。這正是歷史上邱吉爾所謂「鮮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的層次。
這個民調最大的局限，正在於它把上述三個層次混在一起，只用一句抽象問句來測量。因此容易產生「態度膨脹」或「假設性偏誤」：許多人在想像「支持抵抗」或「抽象愛國」時，會傾向回答「願意」；但當代價被具體化為「你願不願意上前線？」「你願不願意家人承受傷亡？」「你願不願意財產歸零？」時，答案往往會出現明顯落差。
總結來說，中研院歐美所所謂「不計代價的防衛意志」，在問卷設計上其實只是一種抽象的心理表態，而非對「不計代價」具體高成本行為（如飢餓、上戰場、承受傷亡、長期戰爭、反戰、和平談判、投降、不合作主義）的真實承諾與行動。「不計代價」的防衛對象也未清楚列出：國家、社會、家庭、朋友、敵人、生命、財產等。當「代價」未被具體化時，民調所測得的數字，更多反映的是價值認同與社會期望，而不是可以直接轉化為戰時行動的持久能力與韌性。這也解釋了為何民調顯示近六成民眾願意不計代價抵抗，現實中卻同時出現志願役士兵提前退役潮與精英階層的避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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