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那大家尊稱為「少校」的伯伯，整天坐在一張破了洞的搖椅上，鳳凰樹下，用空茫又悲切的眼神看著院子裡追打嘻鬧的小孩。人們說他曾是「十萬青年十萬軍」的什麼什麼人，在緬甸如何如何跟日本人打過仗，後來又怎麼怎麼帶兵跋涉千里，翻過十萬大山。
譬如那住在海邊被荊棘覆蓋的碉堡裡的「小吳」，每次來我家吃飯，幾杯酒之後就趴在桌上痛哭，一臉鼻涕眼淚，哭得像個小孩。後來回想，「小吳」那時可能還不到二十歲，雖然穿著制服，扛著上了刺刀的槍，其實是個真的「小孩」。
譬如那個被稱為「上海女人」的年輕媽媽，平日穿著看起來腰特別細的旗袍，有一天被抬了出來，身上包著白色被單。看熱鬧的人說，「逃難好慘啊，孩子還在吃奶..... 」
十四歲的時候，住在台灣南部鄉下一個破爛的警察宿舍裡，牆上的壁癌，總是在夜裡，石灰紛紛剝落，靠牆而睡的我早上醒來，滿頭滿臉都是白花花的粉屑。
宿舍區裡帶著各種大陸鄉音的警察，好些人娶的是原住民女人。第一次認識到「原住民」這個概念，就是外省人逃難到台灣來娶到的老婆。老婆都很年輕，眼睛又黑又大。
後來才明白，這樣的組合是弱弱相憐。以為很快就可以回家的年輕士兵，一開始，政府說要準備「反攻大陸」不許結婚，後來許了，青春早已蹉跎，老家竟成永別，自己已成社會邊緣人，才開始找對象，而能夠找到的對象，往往也同處邊緣；一九五、六零年代的原住民，還被漢人稱為「番仔」、「山地人」。
警察的薪資太低，養不起四個小孩，於是浙江淳安古城綢緞莊的小姐應美君，我的母親，就挑起一大半的重責，什麼粗活都願意做，只要讓她付得起孩子的學費。奇怪的是，無論是在碼頭上賣西瓜，或是在荒地上養黑豬，都有幫工—— 單身無家的男人，有的很年輕，有的很老。其中一個在我幼稚的眼裡很老、很老的，大人叫他「營長」。「營長」扛起五十公斤豬飼料的時候，身體往前傾，彎曲得像個斷掉的問號。
「死了很多人..... 」是個孩提時常常聽見的句子。也許是父親講述前一晚的噩夢，也許是那坐在鳳凰木下的人突然開了口，也許是「營長」在豬寮某個喝了酒的晚上，口齒含糊說了個聽不懂的故事。
外省叔叔伯伯的世界，充斥著南腔北調的語音，街上傳來的聲音，卻是小青年們趿著日本木屐喀啦啦滿街響。鄉人尊敬的小鎮醫師娘，輕聲細語、鞠躬哈腰，完全像個文靜溫柔的日本媽媽。我們這些公務員的窮孩子們，也都在榻榻米上長大。
在榻榻米上長大的小孩，逐漸也知道了一些事情，譬如從大人的關門私語中模糊感覺他們收到了輾轉來自大陸的信，恐懼的氣味從廚房的門縫裡流出來；譬如目睹班上的老師在被穿制服的人追捕時墜樓；譬如哪個同學的叔公突然從南洋的叢林或是日本的監獄回來了。
經濟在突飛，社會在猛進，大人在拼搏，小孩在讀書，生活熾熱而奮發，可是任何時候一轉身，就可以看見角落裡一個靈魂失所的人，淡淡的悲傷、黯黯的沈默，孤零零地活著。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
十七年後的此刻，中共的實彈演習常態性包圍台灣，台灣的軍事進入備戰狀態，華盛頓不停地做台海兵推。以「修昔底德陷阱」分析中美關係的政治學者艾立森多次警告，如果中美競爭失控，台灣非常可能成為兩強正面衝突的導火線，而其後果是全球性的。
一九四九的內戰，在近乎八十年之後，仍然只是停火，沒有結束。
一百多年來，人類最宏大的戰爭叩問是一戰和二戰。歐洲人對於一戰的集體情緒和記憶敘述，集中在沈痛的追悼和深刻的反思，追悼那一兩千萬死於戰爭的生命，更反思暴力如何一夜之間可以推翻文明。相對於一戰，二戰有比較明確的所謂正義與邪惡對比，因此二戰的戰後記憶呈現更多的是勝利的慶祝、道德的界定、新秩序的建立等等。
最能夠凸顯這種戰爭反思態度對比的，可能是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杜魯門的話。
茨威格說：「我們的整個成長經驗都深信世界一直在走向光明和理性，現在才發現，這一切都可以頓墜黑暗。」
杜魯門說，「我們贏了戰爭。我們現在要贏的是和平。」
換句話說，二戰的記憶敘述裡「英雄禮讚」多，一戰的記憶敘述裡，「亡者傷逝」多。
可是，不論是悼念、慶祝，或新秩序建立，都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戰爭結束了，而且原來敵對的各方在戰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秩序。
只要敵對的結構繼續，勝方，會強化既有的敘述來合理化所有發生過的暴力，而敗方，受挫的屈辱感如同深處內傷，會隱忍遮蓋，避重就輕。於是不論在勝方或敗方，真實、複雜而多層次的戰爭記憶、深刻的反思和探究、翻新的挖掘和詮釋，都不可能進入公共空間，反而凍結在原來的、對峙的框架中，不管是不是已經過了近八十年。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的戰爭在中國大陸被定位為光榮的「解放戰爭」；既是光榮的，那麼死了多少人、犯了多少錯，就不容許討論。在台灣，主戰場離本島遙遠，戰爭並不形成真正的全體共同經驗，一種「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戰爭」的排他認知開始普遍，於是爭執誰是「我們」、誰是「他們」的認同政治，主宰了公共空間，就更沒有動力去認真注視過去了。
戰爭沒有結束，如同一個人[ 失蹤={'，而非確定的「死亡」。
同樣的，戰爭不結束，誰都不會對誰說一聲「對不起」。
戰爭不結束，所以悲傷沒有去處；憤怒沒有對象；隱藏的痛，等不到撫慰；青春的剝奪、尊嚴的踐踏，得不到補償。我小時候所見過的那些倖存的人，悲傷、孤獨、茫然、失語，現在知道，那其實就是巨大的、集體的「戰爭創傷症候群」的症狀顯現，可是，那麼深入靈魂的重傷害，沒有人在乎。
這種深度的重傷害，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國大陸，可是一次接著一次、刀刀見骨的傷，而大多數的傷，表面上看不見，卻在沈默裡敞開著，經年累月地滴血入深層記憶。
我們能不能期待政治來癒合傷口呢？發動戰爭的，是政治；能夠停止戰爭的，也是政治。所以，政治能不能被期待呢？
這樣的提問，總是讓我想到羅曼‧羅蘭的話：「悲觀，是因為洞悉現實。樂觀，是因為抱持決心。」
我悲觀，因為—— 有什麼好樂觀的呢？現實是，一九四九年的兄弟相殘於田隴、姊妹輾轉於溝壑，在八十年之後，竟然可能再來一次。歷史的至悲容許重演，是因為這八十年間完全沒有對記憶的深掘、對敘述的包容、對罪責的反思、對人性價值更深化的認識，彷彿八十年走過，就是從簡單粗暴走向簡單粗暴。
可是我樂觀，因為樂觀是一種洞悉現實之後的抉擇，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決心。羅曼‧羅蘭在一戰爆發的時候，就表述過這樣的抉擇和決心，而且甘願因之而被全國上下指為賣國：
一個捲入戰爭的國家需要捍衛的，不僅只是自己的疆土，還有國家的理性。
每個人當盡自己的責任：士兵可以去保衛國土，但是思想家要保衛的，是思想。
不論是強國或弱國，不論是侵略方或被侵略方，不能沒有冷靜的思考者提醒那被民族主義情感驅動、煽動的掌權者和群眾：一個國家，值得捍衛的，絕對不只是疆土或主權，還有一國之理性和思想。
這本書，從二零零九年一出版就是中國大陸的禁書，進出海關會沒收。十七年後的今日，若是寄出《大江大海》，大陸的收件人會收到郵局通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六條的規定，我處對你一件寄自台灣的郵件依法實施查驗。經查驗，發現有：
涉嫌政治性有害書籍
上述物品涉嫌違反國家進出境的有關禁止性或限制性管理規定。
實體的和網上的盜版書，卻是鋪天蓋地的，很多人都讀過了，卻不知道這本書從來不曾有過簡體字版，是被絕對嚴禁的一本書。
二零零九年六十週年之際，《大江大海》，是一個微小的個人，對那鮮血滲入大地而無名無姓、無吶喊聲音、無溫柔記憶的千萬亡魂所獻上的「文學上香」。二零二六年簡體字出版—— 今日簡體字的國度，就是當年的哀鴻遍野主戰場—— 雖然只能在海外，卻仍是一線青煙裊裊，魂魄當知。
大江大海海外出簡體版出版人指遲到17年 作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1949」2009年出版後引發討論，並在中國大陸成為禁書。2026年4月，在日本的出版社讀道社出版此書簡體字版，出版人張適之說，簡體版遲到了17年。（張適之提供）中央社記者張淑伶傳真115年4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