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觀點：推動長照假─家庭照顧者的救命稻草還是國家政策的負擔？

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家庭照顧需求激增，這使得長照假成為公共政策討論中的重要議題，來自於勞動部調查顯示，支持長照安排假的企業比例逐年上升，但政策推動仍面臨財政負荷、制度設計及社會接受度等多重挑戰。

台灣於2025年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20%，使得長照需求急速攀升，根據勞動部2025年調查，有近四成企業支持設立長照安排假，較2021年的調查結果上升近7個百分點，顯示企業對於家庭照顧需求的重視程度逐漸提高，然而，目前台灣尚未有專門的長照假制度，家庭照顧者在面臨親屬突然失能或長期照顧需求時，往往需要在工作與家庭之間做出艱難取捨。

對此，民團提出的建議方案為期180天的長照安排假，這其中30天提供六成薪津貼，其餘150天則為無薪的留職停薪，然而，該項方案因財源問題未能獲得政府支持，遠地不說，主管機關衛福部推估，每年新增需長照安排的家庭約2萬至3萬戶，若以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模式計算，每年需追加約新台幣10億元經費，連帶地，面對超高齡社會所帶來的照顧壓力，現行法規如〈性別平等工作法〉中可運用的假別明顯不足，未能有效緩解家照者的照顧困境。

1.財政壓力與資源分配：長照假政策的推動，實則牽涉到巨大的財政資源需求，台灣目前的就業保險制度已負擔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倘若另行加入長照安排假津貼，勢必會加重財政壓力，對此，政府需要在有限的財源中平衡多方需求，包括長照假期、醫療資源及其他社會福利等現金給付、服務輸送的完整社會性支持體系。

2.企業與勞工之間的利益衝突：長照假政策對於企業而言是一種額外成本，尤其是中小型企業可能面臨更大的經營成本負擔，在勞動市場供不應求的背景下，中階幹部離職潮已對企業造成困擾，若政策設計不當，可能進一步激化勞資矛盾，尤其是有限的給付金額和照顧期程，是否能夠達到應有的乘數效果，這部分尚有疑慮之處。

3.制度設計的缺陷：現行的〈性別平等工作法〉及勞動部相關政策未能充分且貼近涵蓋家庭照顧者的實際需求，致使，許多家庭在面臨突發性失能或長期照顧安排時，因為欠缺足夠的時間和資源進行過渡性調整，導致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張力加劇。

4.社會文化與性別角色分工：照顧工作在台灣仍主要由女性承擔，這不僅加重女性在家庭中的負擔，也暴露了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長照假政策若未能考量性別角色分工，反而可能會進一步固化既有不公平的性別分工配置。

1.建立多元財源支持機制：政府可考慮透過公共與私人合作模式（PPP），引入企業捐助或特定稅收作為長照假政策的財源補充；同時，可比照其他國家經驗，如日本的介護保險制度，建立專門基金以支撐長照相關支出。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當AI進入戰場，也進入長照客廳 ｜ 更多文章 ）

2.推動企業友善政策：鼓勵企業採取彈性工時、遠距工作等措施，以減輕員工在家庭照顧時的工作壓力，政府可透過稅收抵減或補助方式，激勵企業主動支持員工請假安排。

3.完善法規設計與執行力道：修訂現行〈性別平等工作法〉，納入「長期照顧安排留職停薪」條款，並明確規範請假流程、薪資津貼比例及保障措施；同時，加強監督機制，確保政策落實到位。

4.提升家庭照顧素養：透過認知教育與觀念宣傳，提高大眾對於家庭照顧工作的辨識與技能；同時，可設立社區型支援中心，提供臨時性照顧服務以分擔家庭壓力。

5.促進性別平等與文化轉型：透過政策設計及社會倡導，改變「女性為主要照顧者」的刻板印象，鼓勵男性積極參與家庭照顧工作，這既有助於緩解女性壓力，也能促進性別角色分配的平衡。

從結構性分析來看，台灣推動長照假的困難不僅限於財政資源不足，更牽涉到整個社會安全體系的設計缺陷，超高齡社會帶來的不僅是人口結構改變，更是深刻影響家庭、經濟及文化的多層次挑戰。

首先，在財政層面，政府需要更全面地考量如何分配有限資源，若僅依賴就業保險給付，可能導致保險基金枯竭或其他福利項目受影響，因此，多元化財源支持機制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其次，在社會層面，中階幹部離職潮反映了職場與家庭責任之間的矛盾加劇，這不僅影響企業運作，也可能削弱整體經濟競爭力，如何在政策設計中得以平衡企業利益和勞工需求，是一大挑戰。

再則，在文化層面，台灣仍深受傳統性別角色分工影響，女性承擔了大部分家庭照顧責任，但她們往往也需要在職場中扮演重要角色，長照假政策若能促進性別平等，不僅能改善家庭動力，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社會福祉。

最後，在制度層面，目前台灣的長照政策仍以「服務供給」為主，而非「時間安排」，多少忽略了長照家庭在突發事件中的照顧需求，也未能充分考慮到中階幹部等特定群體的重要性，因此，未來政策應朝向更具彈性的方向發展，並且同時強化以法行政的制度性保障。

總之，超高齡社會是台灣無法迴避的整體客觀事實，如此一來，長照需求的增加則是其必然結果，推動長照假政策既是對家庭照顧者權益的保障，也是應對勞動市場挑戰的重要手段，然而，政策推動過程中仍存在諸多結構性限制，包括財政量能、照顧素養、認知教育、文化主義及制度設計等缺失問題，唯有通過政府、企業及社會共同努力，才能在迎接全齡老化挑戰的同時，建立更具可耐性和可持續性的照顧社會體系，對此，迎接超高齡社會各項挑戰與機遇的批判性反思，包括：

（一）長照假政策的推動反映了社會對於家庭責任與工作平衡的重視，然而，我們是否過於依賴政府解決所有問題？家庭是否也應重新審視自身的角色扮演和親屬照顧責任？此外，中高齡幹部的離職潮，未嘗不是突顯了企業在面對人口結構變化時的脆弱性，企業是否應更積極地採取創新措施，以適應新的人口結構？

（二）我們需要警惕過度依賴短期解決方案而忽視深層次問題，例如，是否有更根本的方法來減輕家庭對於長照資源的依賴？是否可以透過提升全民健康素養或推動預防醫學來減少失能人口？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三）我們必須認識到，長照假政策不僅僅是一個法律或財政問題，更是一個價值觀念的問題，它涉及到我們是如何看待老年人、家庭責任以及勞動工作的意義，在推動政策的同時，我們需要教育大眾，培養對於超高齡社會挑戰的共同認知，以促進社會凝聚力。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當AI進入戰場，也進入長照客廳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